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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教授受邀主讲“‘大一统’观与近代中国思想”

发布者:历史学院 发布时间:2018-05-18 16:08:26 阅读量:
     2018年4月12日下午,我校杨念群教授受邀主讲“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主题为“‘大一统’观与近代中国思想”。

     杨念群教授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是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他主要著作有: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讲座伊始,杨教授就指出“大一统”能更为有效地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充分整合多元的思想资源,将其纳入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之中作出解释。与此同时,大一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观念体系,对中国近代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从区分“天下”、“中国”和“大一统”的问题谈起,认为大一统观与中国观、天下观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大一统”不像“中国观”那样反复强调“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对立;其次,它不像“九州”“五服”等从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角度比较宏观地想象古代王朝的秩序,而“大一统”更多是把疆域治理与政教关系的构造结合起来,形成了更为严密的政治文化主张。

     其后,杨教授为大家诠释了“大一统”的内涵及其词汇的起源与演化。“大一统”的含义包含三个要素。第一,关于地理的疆域空间的扩展。实现“大一统”需要足够大的空间,以形成中央的统摄关系。第二,“大一统”并非是依靠暴力征服手段,而是政权得到了详细论证过的正统性保障。第三,实现“大一统”的统治者必须具备德行,来支持政权。“大一统”一词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春秋》书写“隐公元年”的后面加上了“王正月”,体现了对周王地位的尊崇,也体现出“大一统”对于历史书写中时间的控制权威。汉代的风俗教化和思想控制则解释了“大一统”在政教关系上的权威。唐宋时期“大一统”观呈现出差异性,宋人谈“大一统”基本沿袭董仲舒的说法,但是更突出“道统”的地位。到了宋明时期,由于领土狭小,受到北方民族压迫以及皇帝的北狩蒙羞,“大一统”中占有广大领土的意义被有意遮蔽了,开始突出“大一统”中的文明优越感,从而建立起文化心理补偿机制。明代提倡“心性”的重要性,仍是“道德”优先的视角。元朝是异族入主大统,占有了以往政权所未曾有过的广袤疆域,故其诠释“大一统”开始强调靠领土建立正统性,而非靠“德行”。至清朝,对“大一统”的解读开始强调疆域一统和偏安一隅的差别,认为偏安即是非正统。

     继而,杨教授进一步论述了“大一统”观在近代的挑战与应变。“大一统”观三要素在近代遭遇的全面挑战:疆域不断被侵蚀、正统性遭遇西方价值观的质疑、道德主义也遭受到科学观的挑战。于是“大一统”观呈现出了一系列的近代形态。首先,在经典范围里,发挥孔子是“素王”的观念。其次,讨论“道”和“法”的关系。以及以康有为作为代表,将“三世说”融入进化论加以重新解释,仍以“德行”为划分不同文明的标准。“大一统”观也在“近代地缘政治”、“近代专制问题”等问题的讨论中,深深影响着近代思想的流变。
     讲座的最后,杨教授总结到:“大一统”观在历朝历代一直有所变化和侧重,其在近代的表现,受制于瓜分和亡国的危机感,也受制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扬。“大一统”观与现代国家模式的选择、“联邦自治论”的边缘化、“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的争论及其意义以及对专制问题的讨论均有回响。现场的同学就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提问,杨教授予以了充分地解答,互动热烈,讲座圆满结束。 

图:沈淼;文:沈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