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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杨肃献教授“世界史系列讲座”成功举办

发布者:历史学院 发布时间:2018-10-30 22:11:20 阅读量:
     2018年10月24日-26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杨肃献教授应邀访问历史学院,举办了三场世界史讲座。本系列讲座由历史学院和人大青年史学工作坊联合举办。历史学院孟广林、何黎萍、王大庆、金永丽、姜萌、侯深、陈昊、杜宣莹、王文婧等老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炜研究员,及历史学院数十位本硕博同学参加了本次系列讲座。

 
    杨肃献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领域为英国/欧洲近代史、启蒙运动史,与近代欧洲史学。曾任《台大历史学报》与台湾《新史学》主编。发表“吉朋的史学与近代欧洲的古典学术”与“柏克思想与英格兰启蒙运动”等多篇学术论文与专著。

     2018年10月24日上午,杨肃献教授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作了题为“近代英国政治传统中的古宪法论”的学术报告,主持人为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

     杨教授首先概括介绍了1600年至1800年间英国古宪法论传统形成的背景及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古宪法论是这一时期英国法律界人士运用法律思维思考英国宪政特色的一种论说,旨在捍卫英格兰人的“自由和权利”,强调“制衡原则”及“中庸精神”,特别是到18世纪,这一原则变成其核心思想,即均衡的宪政制度,有限的王权及国王、贵族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关系。杨教授援引法律史家波考克的观点指出,英格兰所有的法律均可被恰当地称之为“共同法”,它起源于人们的共同习惯,而且是自古存在的。杨教授指出,古宪法论真正关心的是自由权利如何被保护,因此,在这一论说中,《大宪章》被看作是对古老自由传统的再肯定。

     17世纪前期,英格兰曾出现过激烈的宪政冲突。国王詹姆士一世主张王权“不受限制”。对此,英国著名法学家爱德华·科克爵士提出了不同意见。杨教授通过绵密的梳理,分析指出科克的思想主要强调了英格兰法律具有古老性与优越性,而且自古不变,同时,共同法顺乎理性。杨教授认为,科克作为1628年《权利请愿书》的重要起草者,对古宪法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事实上,科克的古宪法论引起了英国法律界长期的争论。杨教授通过对第一手著述资料的分析,列举了以霍布斯、罗伯特·布拉迪为代表的反对者以及以马修·黑尔、威廉·布莱克斯通为代表的支持者的不同观点。霍布斯强调个人具有自然的、数学的理性,而法律本身便是理性建构,因而对专制王权表示支持。而罗伯特·布拉迪也认为,古英格兰并不存在任何“古宪法”,英格兰人的自由与权利源自国王的颁赐。但是,与科克爵士经历相似的马修·黑尔对英格兰共同法进行了辩护,批评了霍布斯的专制观念。他重新界定了共同法的“古老性”问题,强调英格兰法律并非征服者威廉所赐,而且英格兰共同法并非一成不变。此后,威廉·布莱克斯通再次阐明共同法具有古老性等特色。

     到了1770年代,英国出现了国会改革运动,呼吁改革选举制度。艾德蒙·伯克在1790年出版著述以抗衡激进主义,杨教授认为其所借助的同样是古宪法论,亦即,伯克强调了制度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主张英格兰人的自由权利是祖传遗产,“必须承继”最符合“自然法则”。杨教授最后指出,古宪法论在其支持者的推动下,成为了18世纪英国政治论述的核心。

     10月24日下午,杨肃献教授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以漫谈的形式做了第二场报告,题目是“如何研究世界史?个人经验谈”,主持人为历史学院历史学系主任王大庆副教授。

     王大庆老师在引言中提到,本次讲座可以视作是自去年9月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和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世界史是什么”通识大讲堂系列讲座的延伸,旨在让更多的同学了解世界史专业在海内外发展的基本情况,同时吸引更多的有志者选择世界史专业,力求培养出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专业知识与外语应用能力的综合型专业人才。

     杨肃献教授主要从台湾世界史教学与科研的发展概况、个人赴英求学经历、世界史学习及研究心得三个角度跟现场的师生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交流。

     就台湾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概况而言,杨教授提到,台湾世界史研究在1990年以前以教学为主,90年以后科研工作得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直至80年代以前,台湾地区的世界史教师较为缺乏,很多教师均属被迫转行,“半路出家”,多数出国攻读博士学位者也主要以学习中国史为主。80年代后台湾教育部门开始公费派遣有志于世界史研究的人员赴外研习外国史,杨肃献教授即为最早一批前往欧洲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

     在求学经历及学习心得方面,杨教授结合自身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及在台湾大学教授世界史地经历,谈到了文献使用对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地位以及语言掌握对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治学和科研方面,杨教授强调历史学工作的“慢功夫”,在大量阅读、丰富积累的前提下,才能产生真问题,在研究中应当“徐徐深入”,再关注“大问题”的同时,要学会先解决“小问题”。此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历史档案的数字化资源,及时掌握相关的一手资料,从而更深入、更及时、更扎实地开展世界史研究工作。

 
    10月26日上午,系列讲座的第三场“近代欧洲历史写作的古典学术背景”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举行,主持人为历史学院王文婧老师。

     杨肃献教授从“历史如何真实?「见证」与「当代史」”“人文主义史学的发展”“历史怀疑论与人文主义史学的危机”“近代古典学术的兴起”“古物研究与史学的新动向”五个方面对“近代欧洲史学的古典学术背景”进行了探讨。

     著名史学家兰克曾言“历史叙述,如其实在”。关于历史学真实性的问题,一直为史学界内外所关注。后人曾对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有所争议,其或是“历史之父”或是“谎言之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强调了“历史家的亲眼见证”的重要性,并被罗马史家李维与塔西佗所发展。

     在近代历史的书写中,以下几点被反复强调:“证据”认知从“见证”到“文献”的改变;“史料”从一手史料、档案文书、非文字史料应用的扩大;“验证”制度以“脚注”验证史家的“信用”的发展。

     文艺复兴触发了人文主义史学的发展,自布鲁尼时期勃兴,并在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时期树立典范。他们不注重编撰完整叙事史,“前者有修西底德与赞诺芬,后者有利瓦伊、波力比乌斯、沙鲁斯特、西泽、阿比安、塔西陀与希罗迪安那斯等。这些都应全部保留下来,毋庸任何修减”,只须增补或续加。

     随着“历史怀疑论”的兴起,“人文主义史学”遭遇危机。古希腊哲人皮浪提出了怀疑主义,他认为“理性”无从透视事物的内在实体,充其量只能够揣知事物的外表。每个人所见所知各有差异,真伪对错遂无从绝对判定;人既对一切事物无法确知,就应终止其判断,作任何判断时应附加“大概”等概然之语来表达。塞克斯图传承了皮浪的怀疑主义,主张在讨论真理时一旦遇到争议,则必须有一个标准来判定真理属谁;而“为了断定有关真理标准之争议,又须有一个大家先行接受之标准,以凭判定这一争议;然而为了取得此一先行接受之标准,对此一先行接受标准之争议又须先行加以断定”。如此一来,整个讨论就陷入一种无止境的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议,而真理本身的寻找遂为不可能。

     随着近代宗教改革与宗教正统论争的展开,萨福纳罗拉在15世纪末,运用皮浪怀疑论的论证方法,质疑罗马教会的教条主义与神学权威,呼吁回归信仰本身。在随后的“新教与公教之争”中,马丁·路德为代表的新教阵营与公教阵营互争神学正统,双方神学家均运用类似怀疑论方法,质疑对方神学根基的“可靠性”,以否定对方神学的正确性。例如新教主张每位信徒都是教士,都可依自己的“良心”来解读圣经,掌握上帝的旨意。而公教承认教宗的至高权威,是宗教真理的最终裁断者。

     与此同时,人文主义史学也面临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阿格里帕提出了历史家有三大恶德:轻信数据、刻意虚构事实、颠倒是分黑白,认为“历史中找不到确实的真相”。帕特里奇同样质疑“好历史家”的可能性,他认为“历史家之记载不可能客观”,因为“史家要么与事件的发生同时,要么不是。若是后者,则史家因不是事件的见证人,无法陈述历史真实;若为前者,则史家或为事件的同党,或为中立人士。若是同党,他会有强烈动机去歪曲、说谎,使真相不彰;而即便是后者,史家也难以获知真相。因为史家一旦维持中立,就会因不是事件同党而无法进入决策核心,遂看不到事件的原委”。博福特的路易因质疑罗马共和时代史家波力比乌斯《罗马史》某些史实的正确性,遂而全面质疑罗马早期历史的真确性。

     关于历史真实性的思辨催生了近代古典学术的兴起。维拉莫维茨在《古典学术史》中谈到了古典学术的研究主题:希腊—罗马文明的精髓及其存在的每一方面。他认为“这个学科的工作,是藉科学的力量来复活那已经消逝的世界──重新复原诗人的歌词、哲学家与立法者的思想、神庙的神圣、信仰者与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场与港口的热闹生活、海洋与陆地的样貌,以及工作与休闲中的人们。”与此相伴随,语言学、文学、考古学、古史学、铭文学、钱币学与纸草学等新型独立学科得以出现并发展。而关于古物的研究,尤为强调一种“古物学精神”,即近代古物学者带有历史怀疑论心态,相信实证的观察比哲学的教条更可信,总是偏好具体可见实物,认为客观存在的对象是其出现的时代最佳的代言者。以此,强调古物史料之可靠性,并将古物研究与历史重建紧密结合起来,培根曾言“古物”是“遭受磨损的历史,或无意间逃过时光磨难的历史残留”,是“从纪念碑、地名、歌辞、俗谚、传说、私人纪录和证词、断简残篇等,保存或救回的一些数据”。古代遗迹是一种“不完整的历史”。阿尔巴奈尔也曾提出“没有比罗马钱币更可靠的了,那是罗马官府担保的正式文件”。阿迪森强调纹章的重要性,认为纹章可以“大幅照亮历史,因其可以确定某些文句确实是出自古代作者,可以解决不同说法的争议,也可以记录下被忽略掉的事情。就此而言,一柜子的纹章就是一部历史”。

     总而言之,在这些史家看来“古物”是比“文字数据”更可靠的史料。书写历史时“征引一个纹章远比征引一个作者可靠”,文字史料容易遭到篡改、甚至伪造,但“古币上的文字或人物更无遭到抄书人和誊写者篡改之虞”。

     杨肃献教授的三场讲座,主题丰富多元,知识浓度极高,引发了在场师生的强烈兴趣,大家纷纷提出问题,与杨教授在如关于“王在法上”与“王在法下”的历史辩题、“古宪法”与“宪政神话”的错综关系、历史文本与历史解读的研究尺度、世界史研究的“大视野”与“小问题”的权衡与兼顾、近代历史研究的“史料”与“理论”的偏重争议、“古物”与“史料”的研究价值等问题上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互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该系列讲座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讲座结束后杨肃献教授与部分在场师生合影留念。


文:裴鹏程

图:温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