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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教授应邀主讲史学前沿:纂修之史与本朝史观——以宋代为例

发布者:历史学院 发布时间:2019-03-04 21:15:00 阅读量:
     2019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应邀主讲题为“纂修之史与本朝史观——以宋代为例”的学术报告。此次讲座由黄兴涛、夏明方两位教授主持,现场同学翘首而待,座无虚席。

 
    邓老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制度史和唐宋妇女史。代表性著作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唐宋女性与社会》、《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朗润学史丛稿》等。

     讲座伊始,夏明方老师以幽默风趣的语言介绍了邓老师的学术影响力,并希望在座同学用心学习,潜心思考。开场后,邓小南老师由史观起手,引出本次讲座的第一个重点,即:如何看待史料和认识历史。

     邓老师指出,看待史料和历史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迥异。结合梁任公以史料为史学研究证据的观点,她认为:对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深追辨析能力,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史料作为历史事实的痕迹,要潜心追索;作为历史撰述的证据,要覃思检验。宋代是当代人修当代史较为发达的朝代,并对史书体裁多有讨论。邓老师以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察》提出的“记载之史”和“纂修之史”为基础,以“张孝祥建议重订《日历》”、“汪大猷建议删定《实录》”等历史事件为例,进一步指出,在官方史册中,作为纂修之史的史学著作,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无法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

     在前述问题的基础上,邓老师将讲座的核心引向“文本考古”的概念,认为文献并非一次完成的静态产物,而是历史动态变化的结果,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认识产生这些结果的文化过程。从政治史的角度观察“纂修之史”与“本朝史观”的关联,重点不在于考订材料的真伪精梳,而是试图探讨历史记载被政治化深入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因由。如,《贞观政要》卷七记载了房玄龄根据唐太宗的要求呈进删略之后的编年《国史》;《郡斋读书志·后志》记载了淳化时期王禹偁对于太宗“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删之”的隐忧,均体现了政治权力在修撰史书的过程中的逐步渗透。与此相应,士人通过纂修史书,表达的是自身的书写和追忆。韩琦和石介对于《三朝圣政录》太祖事迹的讨论,其所呈现的,即是当时士人如何通过对记忆的“涂抹和渲染”,以求塑造垂范后世的帝王形象。

     至此,一个备受同学关心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即,如何从精心修理的历史文本中读出原貌?邓老师通过几个例子给出了切实具体的答案:其一,当从“没而不书”处看历史“书写”;其二,注意历史书写的减法与加法,即注意史料的书写技巧的涂抹与渲染,并以审慎的态度,分清是“叙事的空白”还是“史事的空白”,在不疑处有疑;其三,要注意士人的“资治”意识,即士人修史的政治责任感。

     邓老师总结指出,本次讲座的重点,并不在于材料本身的是非真伪,而在于治史需在“记载之史”的“纂修”痕迹处下工夫,在明确史册层累形成的同时,分层辨析,要在具体说法上注入心思;对于史料一定要不厌其繁,不厌其精,经过一个细致的“考信”,史学研究才能见真工夫。

     她进一步指出,“纂修之史”凝聚着前代史家的智慧,集中体现着“史学”的变化历程。我们面对的历史记载中,有事实,也有润饰和塑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需要把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在讲座的最后,邓小南老师使用马铃薯,蒜头和洋葱三种蔬菜,风趣且生动地比喻我们所见的史料:是如马铃薯,剥开一层即是完整的史实原相;还是如蒜头,剥开之后是多种史料围绕着一个历史事实;亦或如洋葱,需要我们层层探索,寻求史实。

 
    邓小南老师的讲座旁征博引,风趣充实,让人对邓老师深厚的史学功底叹止仰止,又让人潜心反思,深受启发。黄兴涛老师总结认为邓老师所讲的内容“既是基础,又是前沿”,对概念史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踊跃发问,邓小南老师针对同学们的问题深入浅出、耐心解答,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尹世奇  图/尹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