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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大对撞:“半部”中国考古学史

发布者:历史学院 发布时间:2019-04-11 22:19:00 阅读量:
     2019年4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有幸邀请到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的唐际根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题为《东西大对撞:现代考古学如何进入中国》的讲座。唐教授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梳理了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的50年间中国考古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并分享了个人的研究经验和从业体悟。

 
    唐际根老师首先介绍了西方考古学的发端,指出,19世纪下半叶,西方考古学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器物类型学、莱尔(Charles Lyell)的地层学三个理论的推动下走向成熟,至20世纪20年代已经完全成熟,而同时期的中国考古学还未萌发。那么,考古学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唐老师认为,此时中国考古学的发端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其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大量的流失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关注;其二,20世纪初中国疑古派的崛起,中国早期历史受到了置疑,又适逢西方考古学的成熟,为重建上古史提供了新方法,由此中国考古学的发萌呼之欲出。同时是在中国金石学的影响下,殷墟成为考古发掘的首选之地;加之此时如李济、梁思永等专业人才学成归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付诸于殷墟考古实践。在这些要素的综合推动下,以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唐老师进一步指出,在殷墟考古发掘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进步。1931年,学成归国的梁思永先生改变了殷墟发掘的方向,他一改前人运用的“水平层位发掘法”,运用“自然层位发掘法”并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让此时中国考古学的实践直接与西方考古学相衔接。在器物学的发展方面,李济先生于《殷墟陶器图录》中独创了将文物器型用数字编号来表达的分类方法,然此分类法因与器物功能分类相抵,后被弃用。1934年,苏秉琦先生结合蒙特留斯的分类法创造了新的分类方法,器物类型学在中国诞生。此后不久抗战爆发,中国考古学进入停滞期。20世纪50年代,殷墟发掘重启,但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为了与此时学界“古史分期”的大讨论相契合,殷墟考古有意勘探并发掘殷商奴隶祭祀坑,用以印证奴隶制的残暴。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考古学才回归正轨,重启与西方考古学的对话。

     唐老师强调“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端、发展,不能孤立地看,要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联系起来看”,考古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就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唐教授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已有20余年,至今已发表了诸多中英文论文及多部专著,并为推进殷墟的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坚持不懈、满腔热情的“殷墟精神”让我们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本次讲座由黄兴涛教授主持,特请魏坚教授评论。


文/刘蕊
图/魏坚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