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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前沿第九讲:文本与语境:中国现代语境中的“后现代”与“后殖民”阐释

发布者:历史学院 发布时间:2019-05-05 14:07:00 阅读量:
     2019年4月18日,题为“中国现代语境中的后现代与后殖民阐释:文本与语境”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九讲如期举行,主讲人系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雷颐研究员,清史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

 
    此次讲座,雷颐老师以“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下的阐释实践为讨论对象,分析了文本在不同语境下产生的不同结果和影响。在对“后现代”与“后殖民”概念的来源、定义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之后,雷老师从三个维度对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传入中国后形成的“现代中国阐释”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首先是对此类阐释实践根源的思考,即其发端是殖民主义还是本土内生?雷老师指出,从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辛亥、五四,近代国人对于西方文明并非只是被动模仿,而是面对现实的主动选择,是经过“消化”后已然形成的内在需要;他还以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单向度的人”为对比,进一步说明中国语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接着雷老师以性别研究为例,突显了 “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理论”在脱离中国语境的情况下所存在的内在紧张与逻辑困境。最后又以日本提出的军国主义理论、反对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的行为为例,论述了“文本”与“事实”间相左甚至严重背离的现象,强调无视具体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的文本解读,仅仅从文本到文本,从概念到概念的阐释实践会导致严重的认知危机,提醒我们要警惕纯文本阐释的危险性。

     接下来雷颐老师讨论了中国语境下诠释的边界问题,认为“作者之死”生动彰显了后现代理论下批评者将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的风格,支持者认为“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Jonathan Culler),而反对者也指出,尽管不否定诠释者积极、主动的作用,但诠释毕竟才是最终目的,因此阐释实践“必须受到文本的制约”(UmbertoEco)。在简要介绍学术主流观点后,雷老师通过几组图片,向同学们生动展示了诠释过度在中国的案例,引起热烈反响。他表示,哪怕是主张“过度诠释”的卡勒教授也认为只有限定在“智识活动”下的诠释,“才会有趣”,任何历史解读都应该固守其应有的边界。

     讲座最后,雷老师跟同学们分享了“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意义。首先,紧贴中国语境实现的上述理论的“中国化”,将为中国学术界注入新鲜的活力。由于西方“后学”与中国实际相去甚远,导致中国“后学”陷入了时空“双重错位”的困境当中。其次,跨语境阐释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分“你”与“我”,“第三世界”难逃自相矛盾的困境。如尽管面对西方话语时一些学者指出自鸦片战争到五四那一代的思想观点是“连缀一个西方权威视点的东方景观”,但就他们本身来说,自己从理论体系到概念术语却又全部来自西方,实际也陷入“后殖民”的轨道当中,这种不顾具体背景而对外来理论的生吞活剥自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难以建立一个完全不受西方霸权“污染”的话语体系。最后,雷老师提醒我们要意识到纯文本阐释的危险性,清醒地把握“文本”(Text)与“脉络”(Context)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在西方语境中无疑有其自身的意义与合理性,但当人们把某一种社会理论运用到另一个社会时,往往极易忘记这一理论抽象的背后所蕴含的某些特定社会内容和提出的特定问题,以致不是将其方法,而是将其“问题”作为普遍性问题来对待,反而使其丧失了合理性。这样将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则会水土不服,甚至是本末倒置,因此对理论的引用要考虑与本土社会的“接脉”与否,清醒地把握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雷颐研究员系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代表作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等,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政治改革》等。

文/图 明琦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