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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评选结果公告

发布者:转自:清史所 发布时间:2019-10-27 08:42:00 阅读量:
     首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由北京幽兰文化基金会设立,并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组织评审,拟每两年评选一次。

     “新史学青年著作奖”的设立,其主要目的是赓续梁启超先生所倡导之“新史学”精神,表彰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既拥有史学新视野新方法,又深具敏感洞察力,在发掘和解读新史料方面卓有贡献和创见的优秀作品。此项著作奖拟广泛邀请史界同仁参与评选,无需申报,不限专题,不限断代,充分尊重同行评议的权威性,希望在权威学者们独到深刻的眼光审视下,成功甄选出构思精妙,文字雅致却又不趋时流的优秀历史著作,真正对那些学养深厚,充满洞见,同时又能尊崇先贤,坚韧治学的优秀青年学人起到提携褒扬的作用。

     自2019年6月发布评选公告后,“新史学青年著作奖”筹备委员会共向全国27家重要教学与科研机构的103位知名学者发出提名邀请,共有94部著作被提名。经筹备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提名数多少,按照1:3的比例将14部著作提交评审会议讨论。201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评审会议,经过评委们充分讨论,并进行无记名投票,依据票数过半原则,评选出五部获奖著作。

     首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将于2019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特此公告!

北京幽兰文化基金会
2019年10月27日

首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获奖作品名单及著作简介

(依据作者姓名音序排列)

 
    1、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在古代中国,“灾异”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本书以灾异论发展成熟的西汉时期为重心,追溯灾异理论的思想和技术渊源,探究儒学灾异论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数术和政治的关系,并将讨论延伸至宋儒的理性反思以及“神道设教”在清代的主客转换,勾勒了灾异政治文化兴衰的完整线索。作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古代学术,寻绎出“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之间的矛盾。书中指出,灾异论的“学理取向”导致丧失立场的技术化,消解“天”的权威,最终自我否定;而“实用取向”同样会偏离儒家之“道”,为权力所左右。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面对皇权政治的尴尬处境。

     2、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

 
    《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的整理、研读为基础,结合田野考察,族谱、契约等民间文献,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考察了继承习俗与法律的演化关系;宗族、女性在近代法律变化下的策略与行动;地方山林确权习惯和产权秩序的变化等。本书从诉讼档案出发回到家庭生活、宗族运作、契约活动、纠纷诉讼的现场,不仅记录法律制度、政治变革与社会经济、基层生活、民众观念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过程,也关注民众和基层法律官员如何在近代“礼”、“法”、“俗”的重新分类和定义下行动,人们怎样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权利,为自己的行动创制意义。

     3、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一书,尝试从政治体视角为理解古代华夏提供一条新路径。无论是商末西土联盟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夏,以及与秦汉帝国政治体系绑定的华夏,都是一种由政治关系维系的人群集团,也就是一种“政治体”。秦汉时期的华夏帝国通过开疆拓土将一些非华夏族群纳入统治,也利用文化霸权创造了华夷符号秩序以及关于周边异族的经史知识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帝国分裂,北方五胡政权颠覆了华夷的位置,却不得不接受华夷秩序的原理;南方山地诸族在局部地区获得了优势,且将之转化为向复杂政治体演进的动力。南北双方的非华夏人群,随着他们建立或加入华夏式帝国级政治体,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华夏化的道路。

     4、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旨在探讨唐帝国在安史之乱这场危机爆发后,于内地普设藩镇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并尝试着去揭示处在一个藩镇时代的唐帝国,是如何通过重构藩镇的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来应对由藩镇所带来的紧张危机并重新树立其统治力的。文章首先将对安史之乱这场改变帝国政治走势的重大事件及相关事件进行一次较为细致的梳理。其次将对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与帝国的新政治对抗,以及帝国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成功的政治努力进行一番探究。再次,我们将对帝国在成功化解了朝藩矛盾后的控制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对唐帝国地缘结构与社会结构发展的总体趋势提供一些看法。研究以为,唐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了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但是在旧有势力清除的同时,藩镇内部的新兴地方势力却在迅速崛起,并将在此后成为主导藩镇走势的决定力量。而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也见证了帝国社会阶层的重要变化。

     5、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本书致力于推进海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中国江南区域史地研究,充分吸收20世纪有关区域研究、剖面分析、结构史学等重要理论,采用“剖面分析→时段考察→结构研究”的论证体系,将难以界定的“江南”视为时空连续体,以11至16世纪太湖以东的高、低乡作为“江南”的研究区域,分述并叠加高低乡农田水利格局演变、聚落变迁和土地开发、政区沿革三个进程,剖析自然环境变化机制、官方的财政和行政机制及市场机制如何从不协调走向协调,并形成整体社会机制,从而揭示了发生在11世纪、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16世纪的三次区域结构性转变及其内在联系。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社会经济史等研究路径,对明中叶市镇兴起的机制、宋元明过渡等重要学术课题进行了创新探索,在研究内容、学术视角和问题意识上拓展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该书各章节已发表于《历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学术期刊及世界环境史杂志Global Environment,得到海内外学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