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
   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牛润珍

 ［摘要］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 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 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关键词］ 新史学新民族主义史学宋学浙东史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民国卷”阶段性成果。

引言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宋学特别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下完成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是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新史学家群体竭尽心智，继承、发扬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救亡之路，解决、回答、解释或论证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所遇到的问题，凝聚人心，激发民族精神，为抗战救国、建国构建思想理论，提供智力与精神支撑，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史学。这一新型史学或又被称为“抗战史学”、“爱国主义史学”，然观察这一史学的渊源与前后演变的关系，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较为确切。新民族主义史学由清末民初新史学演变而来，形成并发展于抗战时期，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家极度忧患、悲愤、困苦、耻辱，于是纷纷投身学术抗战，从全民抗战的实际出发，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构筑民族精神长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鲜明的、突出的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史学。由于其思想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华夷之辨”、“华夷之防”之民族意识，又不同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不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求真求实”的理念，而是面对外敌入侵，求中华民族之“共是”，求民族不屈、不倒与自强、自立的精神，故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其代表人物有何炳松、蒙文通、陈寅恪、陈垣、钱穆、傅斯年、余嘉锡、姚名达等，他们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重新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思想价值，借宋学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
 
一、民初新史家重新发现浙东史学与宋学
 
清末，社会危机四伏，学人受新学尤其是进化论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借史学救世济民。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旧史学，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以史学叙述人类群体进化，求其公理公例，视史学为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称其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用新史学激发国民的爱国心，树立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精神。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都是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为基础的，即回顾、总结中国史学二千多年的发展，从而提出自己的“新史学”构想。1926 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学史”的作法。清末民初新史学的建设是从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开始的，而且又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史学在近代史上的又一次觉醒。受梁启超的影响，姚名达于1927 年就曾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1928 年何炳松也“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①。梁启超由史学史研究，重新发现了章学诚的学术价值; 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史学的代表，何炳松又由章学诚重新发现了南宋浙东史学的精神，并由浙东史学追溯北宋“宋学”。他说: “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
一段却就茫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发现“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 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于是他得出看法: “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 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因此，何炳松于1932 年9 月著成《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指出: “著者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现了一件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又因为要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不能不旁究同时的朱氏，因此又发现了一件朱氏学说和浙东水火的史实，更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程朱学说根本不同的史实。从此再追溯上去，发现了一件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实在是程朱陆三分鼎足的史实。于是再根据西洋史家所谓‘历史继续性’的原则略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儒释道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个我国自古以来各派学术思想流派的大概。”②浙东学派由经入史，何炳松由学术史而史学史，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 自孔子作《春秋》至荀悦《汉纪》，是为第一期，编年与纪传由创造而达于成熟; 荀悦至北宋末，为第二期，旧式通史之发挥时代; 南宋为第三期，“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又是“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史学“独树一帜”。“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③以浙东史学为儒学正宗，借浙东史学研究构建民国新史学，此诚为何炳松治史根本。与何炳松相比较，蒙文通对南宋史学的认识稍晚些。他早年治经史，自1933 年之后，“始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④，大有收获。他说: “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之言者于此未尽同也。近三百年来，宗汉学为多，虽专主西京其事稍晚，然榛途既启，义亦渐明。惟三百年间治史者鲜，今兹言史者虽稍众，然能恪宗两宋以为轨范者，殆不可数数观，而况于南宋之统绪哉! ”又说: “余之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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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炳松: 《浙东学派溯源·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4 页。
②何炳松: 《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4 6 页。
③何炳松: 《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1、3 页。
④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附录《跋华阳张君＜ 叶水心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1 页。
 
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于一途也。”①蒙文通在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始于1935 年秋季，此时也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学术救国，借史学激扬民族精神，在此背景下，蒙文通对南宋史学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他从会通的角度认识到南宋史学的“卓绝”。说: “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衰而史学亦衰……六代精于史体，勤于作史; 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六朝人往往不能作志，为之者亦勤于缀拾而短于推论。宋人则长于观变而求其升降隆污之幾。”又说: “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于一炉者也。”②“北宋之学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则制度几为学术之中心。”③蒙文通溯浙东史学渊源为
洛、蜀、新三派融贯为一，此与何炳松以浙东学术为儒学正宗的看法颇有不同，然其推重学术史与何氏别无二致。他指出浙东史学以制度史研究为中心，则较何氏“由经入史”的说法更为具体、明确。何炳松以南宋为“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蒙文通认为“史学莫精于宋”，“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同样，陈寅恪亦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④，民国史学家对宋学、浙东史学的价值与学术地位的重新认识与发现，为抗战时期宋学复兴，新民族主义史学构建提供了前提。
 
二、宋学、浙东史学之嬗变与复兴
 
宋学，又称义理之学，通经明大义，由经义、义理以通社会实践，经世致用，明体用之学。漆侠曾总结其学术特点: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⑤ 宋学缘生于唐宋鼎革。是时学风文风大变，欧阳修、范仲淹、宋初三先生( 胡瑗、孙复、石介) 、李觏等，疑经辨伪，摒弃汉唐章句之学，为学通经知古明道，践行义理，修身施政作文，由此形成宋学。宋初学人重视经义、治事，较为典型者是胡瑗。他“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 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⑥宋神宗曾问胡瑗高弟刘彝，曰: “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 “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
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⑦此后，宋学虽经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 苏洵、苏轼、苏辙) 、二程、张载等推演、发挥，形成不同学派，然湖学始终受到重视。南宋初，程学一度兴盛，浙东学人秉承程颐学说，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程颐曾师承胡瑗，由胡瑗经世致用之学发展为性理之学，为学在于求道，求道在于正心、养性、蓄德，中正而诚，成为圣人。欲达于此，不仅要通经，还要读史，读史观成败。《河南程氏遗书》卷24《伊川先生语十》曰: “先生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读史能体验历史，领悟成败之理，深深影响了浙东学人，迭经发挥，独成一派，即浙东学派，又称浙东学术，因重史学，也谓浙东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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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附录《跋华阳张君＜ 叶水心研究＞ 》，第161 页。
②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附录《致柳翼谋( 诒徵) 先生书》，第126、128 页。
③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附录《评＜ 学史散篇＞ 》，第123 页。
④陈寅恪: 《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 外宗教史论著八种) 上，
⑤漆侠: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总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 页。
⑥《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2，引《吕氏家塾记》，四部丛刊本。
⑦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 章《引言》，中华书局1996 年版，第2 页。
 
全文见《史学史研究》2013 年第2 期，第40 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