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念群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第1版 (2010年7月1日)
ISBN: 9787108034717
 

 目录

导论“汉化模式”得失谈与“江南”的复杂涵义  
是“汉化”还是“华化”?  
“江南”想象：地理的、文化的还是记忆的?  
本书各章主旨  

第一章 “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
“残山剩水”之喻：“南宋一晚明”  
一张旧图诱发遗民隐痛  
“残山剩水”中的遗民记忆  
“残山”与“剩水”之间：“出”与“处”的两难  
“山水”易色与风俗之变  
“外压”与“内讧”：暴力的传染史  
遗民何以会“死易生难”?  
“出处”涵义新解与士人群体分化  

第二章 礼制秩序的重建与“士”“君”关系的重整
小引：江南“山水”异色之后……  
“收拾残山与剩水”：移风易俗的意义  
“城市”一“乡村”的对峙意象  
“夷狄之变”与世家、古礼之兴废  
“士”“君”教化角色的转变  
对“明末士风”批判的双重意义  
帝王也谈“三代”  
从“经筵会讲”看“士”“君”教化角色之逆转  

第三章 “涉世利生”之下的士风转型
小引：乾隆与遗民的同一困惑  
复社“余孽”吕留良  
党人碑里姓名非  
搏斗于“失节”梦魇之中  
遗民的交友之道与生计选择  
感悟另一种“出处”之境  
八股选家与“道义”担当  
不一样的朱子“卫道士”  
此“崇朱”非彼“崇朱”  
谈宋成癖与持守“家法”  
“选学妖孽”的多重身份  
“天盖楼”商业运营网络  
盖棺尚未论定  

第四章 “文质之辨”：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上)
小引：雍正如何感知“江南”的文化威胁?  
鼎革期士人的生活样态与“文质之辨”的再兴  
守“文”还是趋“质”?清初士论的两种选择!  
经典“文质论”与清初士论的呼应关系  
“南宋一晚明”历史反思框架下的新“文质论”  
“新文质论”与士人行为的自我规训  
“文质论”的重构与“夷夏之辨”历史记忆的纠葛  
“文一质”，“南一北”  
“文一质”之辨与经典重述  
“文一质”关系与先秦历史观的改写  

第五章 “文质之辨”：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下)
小引：“文质”与“教化”  
清帝对“文质论”的回应及其与士林舆论的合流  
汉满族群对“文”之涵义理解的趋同  
“质胜于文”：一种新解读  
清帝如何应对江南风俗之变?  
对“质”的正面肯定：一种统治术  
“同中有异”：汤斌与康熙帝眼中的江南风俗及其治理  
“质表文里”：帝王生活心态的深层纹理  
南巡盛典与乾隆的“奢俭观”  
一点余论  

第六章 清朝“正统观”之确立与历史书写
小引：从两封交战文书说起  
“正统论”谱系简释  
空间、时间和种族  
朝代更替间到底要比赛什么?  
各取所需的选择：从“北宋”到“南宋”  
宋遗民的看法：种族问题何以凸现?  
“道统”与夷夏大防的纠葛  
对“道统”意义的甄别、更改和攫取  
以“一统”扩张消解“种族”之别  
破解朱子魔咒  
历史编纂体系中的君王与士人  
《通鉴纲目》如何进入皇家视野  
书写规则的制定与乾隆的“节义观”  
“君师”与“道治”角色的合一  
士人的反应：以袁枚为例  
遗民史学内在精神的集体坍塌  
私人撰史与故国之思  ．
帝王对“私史”与“官史”之关系的认知变化  
士人对历史褒贬权力的自觉舍弃  

第七章 “经世”观念的变异与清朝“大一统”历史观的构造
小引：“经世”新解  
“私言”如何转化成了皇家“公言”?  
儒藏说：公私之辨  
私门失守：流通的有序化  
“官师合一”的复古真相  
士林气质与征集遗书行动的“官守”品格  
区分“记注”与“撰述”：以复古为旗帜  
革除“私意”：“遗民观”与历史书写  
为何崇“周公”而抑“孔子”?  
孔子出现的意义  
重释“道”与“器”的关系  
“道”在历史中的消解和重建“道”之秩序的条件  
以“吏”为师：方志修纂与“大一统”的文化布局  
“治史”与“治国”  ．
修志与辅佐政教之关系  

第八章 文字何以成狱?
小引：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  
“托隐逃禅”未必能“咸登彼岸”  
“观风”内蕴的转变  
金陵“衣冠冢案”引出的话题  
逃隐风格与度牒制度  
查禁逆书与“驭人之术”  
欲擒故纵  
监控嗅觉的培养  
《字贯》案牵带出时文追缴潮  
文网重压下的士风重组  
结论一个场景和四个问题
一从“明”到“清”：“连续”还是“断裂”?  
二对朱子的崇抑：维系“道统”?改篡“道统”?  
三“经世观”的“常态”与“变态”  
四清朝的“大一统”布局与“江南”的特殊地位  

后记  
参考书目  

后记

    我深知，作为长期从事晚清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人，贸然进入前清史的研究领域无疑会冒着难出新意的危险，因为前清史研究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领域，不仅是因为内阁大库中包括汉满蒙文字档案等大量资料的发现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研究基础，而且前辈对清朝历史的解释和评价也是流派纷呈，杰作迭出，成就相当惊人，以至后人触碰此域常有题无剩义之虞。稍有不慎，即会跌入旧论的窠臼，重复以往的结论。故今人多以发掘新史料的多寡以为衡量研究进展之重要尺度，对稀有档案资料过度尊崇成癖即有受上述清史研究现状制约的因素在起作用。然黄侃先生有云，研究的价值不但在于“发现”，而且在于“发明”。我的理解是，对前清史之研究，不但要注重稀有新史料的发现，更应注重对传统文本的重新释读。本书的写作所依据的文本基本都是前人利用过或多少有所涉及的史料，如文集、实录、笔记、方志、戏剧等，故在“发现”这个层次上实不指望有所突破，但通过对既有史料文本的重新分析，本书力求在清朝君主与士人的关系这个论题上力求做出新的“发明”。

文摘

    如前所论，士人在战乱中形成的“残山剩水”的印象并不只是反映在画风的变化上，而是现实活生生感受的一种反映。晚明清初书画方面所表现出的遗民风格，往往体现在画风刻意表现山水的狂放、荒率、粗野，书法则追求“支离”和“丑拙”。都可以看作是遗民政治立场的表达方式。清人南下造成士家大族的普遍凋敝更是这“残山剩水”心境的现实印证。

    赵园曾经谈到明末清初到处弥漫着“戾气”，营造出了一种苛酷肃杀的氛围。这种苛酷的风气表面似外因于清兵的南下与嗜杀无度，实则晚明内部肆虐施暴的总体氛围早已形成，只不过经清兵南下被全面引爆出来。明代的士习之嚣与惨烈的自虐行为往往与源起于门户内部的“奴变”风潮交互影响，连动成一幅整体的衰败之象。南明的“死封疆”“死城守”的节义之举往往与明知“事不可为”的悲叹相伴而生。更让人扼腕的是，清兵攻略、士族节义、盗寇横行与江南“奴变”交织互动，使积攒于江南秀水明山内部的种种怨怼不平之气，居然通过血腥的相互嗜杀与大兵的屠城惨剧混然并现，构成一片恐怖的血色奇观。

    江南社会在清兵南下之前已呈乱象，“以致地方到处杀人，或以冤家报复，或以抢掠劫焚”。甚至到了“行路者无不带刀，远出者必遭奇惨”的地步。嘉定屠城前的地方大族命运即可为一证。嘉定守城时，“镇中著族李氏自世庙以来，蝉联不绝，贡士李陟少有隽才，知名当世，居于城，闻南都破，于劝农公署起鹄社，传签巡更，与何凌虚等召集义兵，号匡定军，议于南翔诸富贾户派出饷，诸贾人皆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