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于历史深处的日常秩序，是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包括王朝更替、制度兴革、权力纷争乃至人物命运等得以展开的基础。关注日常秩序，从日常秩序中探寻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变迁轨迹，是政治制度史研究转型带来的重要研究取向，也体现了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与接近。《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是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中心在这一研究趋势下进行努力取得的成果。全书共收文章17篇，分为“空间与地域”、“文书与政务”、“礼仪与风俗”、“宗教与信仰”、“经济与生活”五部分。不仅论题新颖，而且涉及简牍、文书、文物以及文学作品等广泛的史料；文章属实证性研究，但体现出新的思路和对理论方法的思考，在历史叙事的同时，力图进行历史解释，探索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过程。

     一坊市分离
    首先归纳一下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作为古典市制的唐代城市市场形态的研究成果。
    自加藤繁以来，关于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论著，数量众多，难以一一罗列。不少名家都参加了讨论，据刘玉峰的归纳，早在20世纪30年代，紧接着加藤繁之后，鞠清远、陶希圣两位学者即已就唐代城市市场法规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陶希圣更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唐代的市场法规。至1966年，英国学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也有专文讨论唐代的市场制度，他的这篇论文对海外学界颇有影响。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对唐代市场制度的讨论也多有佳作问世。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复兴，参加讨论的学者更多，他们或者刊布专文、专书，或者在著作中辟有专章，讨论这一议题。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少学者互有歧见，但遵循加藤氏的思路，经过多年研讨，大家对唐代古典市制的基本内容，看法日趋一致。

    归纳起来，唐朝政府管理城市市场制度的基本内容，有坊市分离、市场官设、专司主管、市籍准入、经营监管、市券契约、赋役征发、治安管理等方面。虽然也有学者指出，这其中某些内容可能并不一定直接针对商业活动，而是“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安定的考虑而采取的具体管理措施”，主流的意见则强调它“控制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性质。

    实际上，上述唐代市场管理制度各方面内容的形成过程，其所针对商品贸易的不同侧面，以及国家在其中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论者未能细辨，一概论之，原因也许就出于“追溯研讨”这样单一的观察视角。

    综合起来看，所谓古典市制的核心内容，可归结为坊市分离、市场官设与官司监管这样三个主要方面，值得论说。

    首先是坊市分离制度。

    所谓坊市分离，指市必须设置于城市的特定区域，与居民区（坊里）隔离开来，不容相淆。相应地，作为城市人口居住处所的坊区，不允许随意破墙开门，及在分隔不同坊区的街道上沿街经商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