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从瘟疫这一以往中国史学界甚少注意的社会现象人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引入新视野，探讨新问题，把握中国历史运行的实情，致力于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实践与发展，既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延伸了疾病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新的诠释。

     余新忠，生于1969年，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获“2002年百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另著有《中国家庭史·明清卷》、《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等，编有《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等，发表论文60余篇。

     第三，官府和社会对疫病救疗活动的发展。与宋元时代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国家在医疗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退缩，基本上缺乏相关的制度性建设。不过，清代江南活跃的社会力量、充裕的社会医疗资源不仅在疫病救疗方面事实上弥补了国家的消极，而且还比过去更具实效。这些优势在导致大量民间救疗行为和设施出现的同时，还进一步促成了当地官府在没有朝廷的规定和皇帝指示的情况下，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出发开展救疗活动。救疗既包括临事性的举措，也有日常的设施。虽然就其形式来说，它们基本都不是清代才出现的新事物，不过，乾隆中期，特别是嘉道以降，出现了日常的救疗设施渐趋增多的趋向，在这一变化中，除了数量增加和同治以后专门的医药局突然大量出现等内容外，这些设施在内涵上，比如经费来源、救疗功能和慈善色彩等，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变化。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比如丝捐、铺捐等），并通过收取号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未必会直接导致近代医院的出现，但至少，在社会医疗资源上，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第四，请神祈禳虽仍是普通民众面对疫病非常重要的反应，不过这些活动并不一定妨碍对医药的依恃。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和医疗资源的日趋社会化，民众对医药的信任和求助也渐趋增多。

    第五，瘟疫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程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清代江南温热病日趋流行的情况下，直接指导当时疫病治疗的温病学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渐趋成熟和完善。不过，温病学不可能包医百病，19世纪以后，随着新疾病的不断出现，传统的传染病学又出现新的进展，即笼统探讨温病学的著作逐渐减少，而专门讨论某一种或两种疫病的论述不断出现，表现出医学界对外界变化具有一定能动敏锐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以医药知识的普及、医生职业的渐趋开放等为表征的医疗资源的社会化进程也在逐步向前发展。

    以上这些发展变化，虽然不无西方科技、思想和文化影响的印记，但其主体则不能不说是由江南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对此，可能会有人说，以上变化中大多不过是传统文化的某种微调，并不具有近代意义，而那些对现代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则都是西化的结果。这种说法，从表面来看，确实颇为在理，比如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卫生防疫制度、医院救疗体系以及医疗诊治手段，至少形式上无不是从西方引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