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史学沙龙主办的“‘空间’还有多少空间？  重访多维度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人民大学召开，80多位来自不同地域、机构、学科和领域的青年学者参会。 

 
    “空间”在诸多学科中皆为基础性视角与概念，但是由于过于基础，经常处于不被追问的状态，又缺乏一种学科意义上的比较视野。本次会议试图将“空间”视角与概念陌生化，将在不同学科处于不同位置的“空间”在同一个场景中展现，产生碰撞与对话，反省既有知识与学科的限度，探讨新思想与实践的可能性。

    7日上午八点半，会议在Donald Worster 教授的主题演讲中拉开序幕。Donald Worster教授围绕“Historians study change over both time and space”这一命题，对学术研究中的“空间”与“时间”之关系，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述，迅速将会议带进浓厚的学术氛围中。 

 
    随后，参会的学者分别围绕“自然与文化空间的历史交汇”、“近代空间意识与政治文化的嬗变”、“地理空间与王朝政治”、“中古及近代早期权力运作的空间性”、“故纸堆里城市的声音”、“实虚之间：考古学视野下的空间观察”六个主题逐次展开专题发言、讨论。

    在“自然与文化空间的历史交汇”组，Agnes Kneitz的文章从一开始就为这一主题的讨论设定了基本的论题，即：空间作为自然和社会互动之场所。但是这一组文章所揭示出的空间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却远远超过此。Agnes Kneitz关于污染和费晟关于移民的讨论，若从自然和社会两分的角度看，自然构成了社会空间的基本舞台。一个地方/空间的变化/发展，当然是环境的，也是景观的，也是社会的。但在对这种变化的参与中，演生出另一个问题，即对一个地方/空间的转化的发言权所创造出的政治乃至社会空间，显然在此地方/空间中的人，构成了这个所谓自然 社会 话语空间的连接点。在空间之中人群的差异和分隔，从既有空间的角度，他们都是空间再造的参与者，也被空间的重构所影响。但是社会差异却也造成他们在话语权的层面，对空间的控制权存在着区别乃至对抗。在这个意义上，原有的空间不仅呈现出事实和话语层面的差别，而且已被社会性割裂成不同的“空间”。于是问题变成了，我们如何运用空间的“分隔”乃至于人为的概念划分，作为我们分析这种复杂性的工具。曹牧的论文进一步提供了更为复杂的例证，即作为独立空间的墙子河的历史变迁，以及作为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功能性存在的墙子河，再次呈现出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发言权乃至利益在空间上的冲突，但也意味着社会群体的冲突如何可以转化为一种关于空间的斗争性行为，流动的水与可隔绝的城区以象征和隐喻性的方式展示出这种转化。而问题的关键落到了河闸，关于河闸的争议乃至行为，与贾珺所讨论的长城一样，都意味着我们如何以物质的方式将社会性创造的空间区隔实在化。当然，贾珺试图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分隔的实在化，随着历史的变迁，又在各种社会化的争论之中，逐渐失去其物质意义，但却依然在文化和象征上呈现出空间分隔的意义。
 

 
    第二组“近代空间意识与政治文化的嬗变”讨论侧重于思想史的追问。李欣然的论文试图讨论近代中国对于中/西之别理解的演进过程，就会议的主题而言，其中对于“主客”的分析，显然值得关注。“主客”本身就暗含两层空间的意涵，一是空间的分隔，客自有客之空间，二是客自其空间进入他人之空间，才有了所谓主客之分。主客的空间之分，却出现了“主客异形”之实态，其后原因的追问显然超越了原有的空间区分，新的区别话语逐渐形成，而在思想性的世界里，似乎也逐渐成为一个“主客异位”的过程，即西学和西方知识的模式的意义日彰，但与“本土”的错位感乃至并置感却依然长存，异位渐成，主客仍别。彭春凌和章永乐的文章分别从两个个体思想和经历的角度展开这个过程。在章太炎的世界里，思想空间的错位在知识、理解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展开，构成自身思想传统与新知识作为变革之动因之间的拉扯。章永乐笔下的康有为，在旅行中颠倒了思想上的主客关系。郑少雄的论述似乎揭示了主客之争的未来，即主客难分，但在各种历史语境下却又会不断出现清理乃至区分的话语，而这些话语会实在化，造出混杂的城市地景乃至城市全貌。我们是否可以将多元互动和区隔视为两种思维/宇宙论的空间模式，这种模式既是思维/话语性的，也可以实在化而转化为实践，而在此之上加入“主客”之别，显然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复杂而精致的解释模式。

 
    第三组“地理空间与王朝政治”原本讨论的核心是帝制中国的统治、权力乃至官僚制度如何转化为多层次的地方管理体制，进而成为由行政区划阡陌开来的“空间”，所以它既是地理的，也是科层制的。马孟龙的研究提供了对历史地理文本解读本身的反思。如果说罗凯的研究，呈现出帝国治理的努力和体制如何在地域上实现，从而实现空间的分隔，李碧妍则以一个个体经验的角度揭示出其中复杂性，她用墓志中的“虚实”叙述给我们揭示了故事被讲述的方式为何昭示着其中的“作伪”，而背后的所谓“真相”又可能是如何，等到揭示出宫廷政治可能的种种实态之后，她转入论述背后的潜台词，即京畿地区对于重要的同华地区的控制如何实现，在这里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科层制都被政治实践或者说政治斗争及其策略所重新塑造，同华与京畿之间呈现出与罗凯建立的模式有差异的图景。

 
    第四组“中古及近代早期权力运作的空间性”试图利用中西对比的方式探索权力与空间的关系。杜宣莹和赖芸仪的论文在开头都以现代学者对统治性质的争议为引子，阐述她们如何在这种争议中为找到自己的论述而走向了不同的路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篇关于英国的文章跟两篇关于中古中国的论文找到了对话的可能。杜宣莹和古丽巍的文章都关心政治的运作，但是对读却发现不同地域政治史的传统如何塑造了不同的追问方式，比如在杜宣莹论文中异常强调的性别问题，却很少被古丽巍提到。但是高后垂帘的时期，是否也能被视为一种性别与政治空间的互动？另外，在中古中国研究中，经常强调制度运作，但在杜宣莹文中强调的“信息”，要放在制度的怎样一个位置理解？这显然不仅仅是公文书的传递而已。如果将空间的视野纳入，什么能被视为政治空间，仅仅是以往研究中喜欢谈到的机构的位置？还是我们需要将机构、人、信息重组成一种理解所谓“制度”和“空间”的方式，政治空间不应该仅仅被限制在理想制度所展示出来的框架中。赖芸仪的文章和仇鹿鸣的文章则都转向了权力的展示或者再现，有趣的是，他们讨论的权力展示和再现都与一种冲突却又共享文化资源的关系相关，在赖芸仪那里，是克伦威尔与英国的君主，而在仇鹿鸣那里，是唐宫廷与藩镇，但是以物质空间的视角观察，克伦威尔显然继承了原有的物质空间，而在仇鹿鸣那里，石碑的展示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模仿？在最后，也许可以回到这个问题，即权力空间的两重性，运作与展示，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我们能如何讨论它。

 
    第五组试图从“故纸堆”里聆听“城市的声音”，是整个会议中最具感性色彩的一组。史睿的文章，遵循现有长安研究的既有路径，即先将论述对象的居所落于长安的坊里之内，再叙述其交游的社会网络如何依托并超越坊里的空间布局和限制。最值得重视的是，书画作为一种再造社会空间的载体，除了与其他收藏品一样的交流功能，其本身的物质形态也可以构成空间的再造。吴雪杉的文章进一步探索了这一点。用他的话说，《东庄记》从一篇具有纪念性的“文本”，通过制成屏风的方式转化为一个具有展示性的“物品”，当这一物品毁坏之后，吴奕请文徵明用隶书抄写一遍后刻成石刻，《东庄记》获得了一个更坚固的“身体”，可以更好地保存，也可以更好地展示。在这样一个从纪念文本，到展示性物品，再到石刻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印刻着当时文人交游社会网络的印记。吴雪杉进一步将观者的视野放到了这个问题中，以呈现出一个图像所可能营造出的视觉空间；但请不要忘记，这些观者大概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交游网络之中。于是问题变成了，我们如何在交游的社会空间与这些书画所创造的视觉空间之间，找到一种分析的路径。而李芳瑶的论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这些在人际网络中流传的文字和图像，会辗转抄写或描摹，而最后成为我们理解交游的地理空间的文字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在交流流传的文本和图像残迹之中既解读它们传递的社会空间，也在解读它们所可能创造的视觉空间。魏兵兵和霍斌的论文再次回到了更为社会化的路径，魏兵兵强调，对空间的管理历来是“统治”的题中之义，空间管理的背后有各种社会群体的冲突，也有权力塑造的过程，霍斌，则试图展示出在同一个空间之中，随着历史变迁，可能呈现出的功能差异，也试图探索背后的动因。

 
    在考古组中有5篇论文讨论墓葬空间，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墓葬空间及其中的图像如何解读，其二则是墓葬空间是如何造成的。朱磊、王煜、丁雨的文章都在解释墓葬中图像的意义，朱磊试图将马王堆帛画中图像的空间构图解读为一种更广泛的空间想象的投射，而王煜的论文则以西王母和天帝的对比，试图展示出空间再现可能与信仰之间的微妙错位。他强调西王母在墓葬空间中出现在重要位置并且形象多样，并不意味着西王母在当时的神格中居于重要的位置，相反，她只是登天门的中介性角色。如果说，前两篇的路径差别，已经体现出思想/信仰的空间再现是个多么复杂的问题，那么丁雨关注的宋代妇人启门图，则在一个更为复杂的解读思维传统之中，因为启门图是被视为社会理想性别规范的投射，还是视为墓葬空间装饰和再现的一部分，依然是持续争议的问题，丁雨的思路显然更接近于后者。不过社会性的因素在这个panel的讨论中并非没有体现，耿朔的文章以类型学的方式，论述西晋洛阳形成的墓葬文化在东晋建康走向定型，单室墓终于成为社会各阶层均认可的墓葬形态。同时，东晋建康地区以外的东晋墓葬也逐渐走上由多室、双室墓向单室墓的转化路径。当要追问原因的时候，他将政治时局和礼制争议纳入。莫阳对于兆域图和墓葬布局的解读，则提供了一个精细的案例，展示墓葬空间可能是如何完成的。只是，为何要将墓葬布局的样板随葬，其背后体现了对死亡之后空间与墓葬空间之间关系怎样的理解，却尚未被回答。陈博的问题显然与之前历史地理组的讨论更为接近，他试图以对城址的研究，观察帝国权力介入地方行政区划的过程，但是从行政区划，到其中的城址分布，再到其中所体现的地方势力的消长，仍需要更多的细节来支持。不过，也让我们追问在中华帝国时期，“城”这个空间在行政区划的地理空间中意味着什么。

 
    经过两天的紧凑又紧张的发言与讨论，各组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在总结性质的圆桌会议上，侯深、高波、李大海、孙正军、李芳瑶、陈晓露、耿朔分别对各组的讨论情况进行了总结，然后由胡恒对整个论坛进行总评。胡恒指出，当一个多维度的历史变成一个有限维度的历史书写的时候，中间其实就存在着众多的变形。背后既有着各种权力、各种知识、各种政治的文化，还包含着我们学科的偏见。每一个学科在观察多维度历史的时候，都难以摆脱管中窥豹式的、偏见式的宿命，要想逐渐地去逼近真实的历史，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通过像本次论坛这样的多学科对话：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去出发，认识同一个问题。本次会议选择的“空间”视角与概念，具有多重面向，为各学科的整合提供了契机，使不同领域的人都可以在共同的概念下进行讨论，这为我们建立一个更有张力、更加能够跨学科的讨论提供了更好的契机。

    最后，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致闭幕词。黄院长坦言，通过会议的筹备与实践，他感觉到了青年学者的自信和担当，也更加认识到“空间”不仅个问题，也是个研究对象与范围，是我们观察历史问题的一个视角，或者一种带有方法论意义的关怀。历史学院青年学者团队计划逐次以“空间”、“差异”、“网络”为主题组织不同学科对话，体现了历史学者寻求学术意义与人类生存意义不一般的高度与自觉，非常有价值！历史学院这些年轻学者都比较活跃，而且他们都特别盼望和不同机构、不同空间的学者交流，这是学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希望沙龙的后续会议能够越办越好！黄院长还建议，以后的会议，可以多邀请几位年长的学者做点评，以促进不同年龄学者的对话。 

    黄兴涛院长致辞结束后，在与会学者的热烈掌声中，论坛圆满结束。学海无涯，一项探讨告一段落，意味着新的探讨已经开始。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史学沙龙将在明后年分别组织以“差异”和“网络”为主题的跨学科学术会议。“空间”因“差异”而精彩，“差异”由“网络”而连接。“空间”、“差异”与“网络”，三个会议初步构成“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单元。期待着“空间”之后，“差异”和“网络”能够引起更精彩的思想火花！ 

 
    7号晚，论坛还组织了“新书介绍及编辑对谈会”，邀请与会青年学者与著名出版社和学术刊物、报纸的编辑进行对话，有力促进了作者与编者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