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日下午，中国边疆民族史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资深教授马汝珩先生追思会于人文楼四层会议室举行。追思会由清史研究所所长夏明方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大正、林荣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蔡志纯、白翠琴、蔡家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赵云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达力扎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老教授王汝丰，本所教师成崇德、陈桦、黄爱平、黄兴涛、杨念群、张世明、张永江、乌云毕力格、孙喆、宝音等，以及马先生家属，本所专门史专业硕博研究士生等参加追思会，马先生同事、学生等深情追忆马先生为人治学点滴往事，寄托对马先生辞世的深切缅怀。

    作为马汝珩先生后期学术研究的重要合作者，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研究员回忆了1970年代以来与马先生长达数十年的亦师亦友的学术交往之路，对马先生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著贡献，及其治史的品德、豁达的人生态度给予高度评价。王汝丰先生追忆了与马先生1950年代在人民大学三年研究生同窗学习并相识一个甲子的历历往事，指出马先生早年主攻农民起义研究，文革后转入边疆、民族史研究，是清史研究所边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蔡志纯、白翠琴、蔡家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林荣贵诸位老先生则主要从参加学术会议中与马先生接触的往事，高度赞赏马先生严格的学术态度、谦逊的人生品格，认为马先生治学严谨、平易近人，是受人敬仰和尊重的前辈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赵云田研究员是马汝珩先生大弟子，他对马老师治学品格与处世风范深有体会，马老师深深的爱国情怀、善良正直的人生品格、严谨勤奋求实的治学精神、提携后学的学术胸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与长远影响。他同时指出，马老师在治学上特别注意对历史上促进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体现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马老师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具有研究的开创性、使用资料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独特性等特色，因而取得极高的成就。在今天对马老师等去世的清史所诸位老师最好的怀念，就是要用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来回报他们当年的教导之恩。张世明教授是马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回忆了自己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两次受到马老师严厉批评的往事，认为马老师治学严谨，且精通多种语言，所著《漂落异域的民族  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广泛利用英文、日文、俄文、德文和蒙文等资料，已经成为卫拉特蒙古史领域不可绕过的学术丰碑。

    参加追思会的其他诸位老师分别回忆了与马先生交往接触的点点滴滴，纷纷对马先生的学术精神与道德品格给予高度评价。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对追思会进行了总结，并指出，马汝珩教授是学问精深、视野开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问家；他人格高尚，心胸博大，兴趣广泛，人生境界高尚；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同时也是平易近人的好老师，真心关心学生的好老师。马先生为人、处事、治学给大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他的去世也给大家留下了永远的怀念。

    马汝珩先生1953至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班学习，后留校任教。1986年被聘任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1992年退休。1979年以来，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前期历史研究室主任、校学位评委会历史分会委员，历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中国中亚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理事等职务。马汝珩教授长期致力于边疆民族史研究，对清代厄鲁特蒙古史、清代边疆开发史、清代回民起义史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在马汝珩教授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形成了一批致力于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团队，为清史研究所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特色凝练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汝珩先生著述不朽，精神长存！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13年12月2日

怀念马汝珩老师

赵云田

     马汝珩老师为人善良、正直，忠诚于党的事业，对学生有很强的责任心。我1978年做马老师学生的时候，马老师51岁，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年龄。为了带我这个学生，不知道花费了他多少心血和宝贵时间，至今仍令我十分感动。

    在三年的时间里，我无数次去马老师家中，有时是约好了的，有时是没约好而径直去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马老师和夫人董老师对我都非常理解和热情，从没有让我感到尴尬的时候。那时侯，马老师的女儿马季在上大学，儿子马刚还在上小学，一家人都不把我当做外人。在马老师家中，我感到非常温暖。

    在马老师家中的北墙上，有一幅大照片，那是马老师荣获全国先进民族工作者称号后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拍照的。马老师是少数民族，非常注意国内外的民族问题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努力维护民族团结。他曾对我说：“你以后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特别要注意党的民族政策，要通过自己的研究，说明民族团结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对于马老师的教诲，我牢记在心，并成为我后来学术研究中特别注意的一个原则。

    马老师不仅自己指导我研究，而且还联系所内外的专家，对我给予指导。他亲自联系过白寿彝先生，得到同意后，告诉我白先生的住址，让我去登门求教，以解决我不熟悉的“回律”问题。他支持我向翁独健先生请教“蒙古律”问题，向商鸿逵、许大龄等先生请教清史和蒙古史领域的有关问题。

    我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题目“清代理藩院”是马老师亲自出的。在做这个题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自1949年以来，大陆的史学界还没有人做过这个题目，由此可见马老师对当时清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情况了解的是多么深入和细微。更令人感动的是，马老师还亲自为我联系答辩组专家的人选，王思治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校外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刘荣焌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商鸿逵先生等。

    马老师治学勤奋、严谨、求实、有独创性。

    马老师是清史专家，在民族史方面有极深的造诣，是我国现代托忒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是蒙古学的领军人物，在民族史学界影响极大。他所以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与他的勤奋有很大关系。记得1979年夏季的一天，我去马老师家中，看见他正在翻译一篇日语文章，是关于托忒学的。他满头是汗，左手拿一块毛巾，右手握笔，一边擦汗，一边书写。看见老师的这个样子，我说：“这么热的天气，您还不休息？”马老师回答：“没有时间休息呀，人家正急着等这篇翻译稿呢。”此情此景，令我深为感动。

    马老师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从研究领域来说，以政治史研究为重点，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梳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和巩固密切相关，也与新中国现实的生活有密切联系。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马老师深深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精神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的研究中，马老师首先关注的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例如，顾实汗、咱雅班第达、巴图尔珲台吉、噶尔丹、阿睦尔撒纳、渥巴锡等，这促进了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事件的研究中，马老师特别注意那些与国家统一和稳定的事件。比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在其部落首领三车凌率领下，为反对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离开了他们多年游牧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丰美牧场，历尽艰辛投归了清朝中央政府。这一事件在促进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马老师对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后认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各族人民共同推动的，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也是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以三车凌为首的杜尔伯特部蒙古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清代前期历史上作出了贡献。

    马老师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归纳起来，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研究的开创性。马老师经常说：重复前人研究的所述所见，是研究的大忌；研究本身应当是创新。他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去实践。马老师的研究成果，发表时大都是国内首篇，因而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并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次是使用资料的多样性。马老师在确定研究选题时，除了关注以往研究的情况外，还特别注意有无可发掘的新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因为他通晓英、俄、日多种文字，所以也非常注意搜集外文资料，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资料。由于所用资料的丰富，使他的研究成果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马老师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在具体研究中则是把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的研究既有开阔的视野，内容丰富，又有深刻的见解，给人以启迪。

    今天，马老师离开了我们。什么是对马老师的最好怀念呢？我想，除了记住他之外，应当是不辜负老师在学术上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