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6日，“三熊之问  历史研究的尺度：大、小，抑或中？”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文献馆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史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旨在加强不同领域的史学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探索历史研究的最佳尺度。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十余位学者、专家参与了此次会议，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大卫·克里斯蒂安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唐沃思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图为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起源：万物大历史》等著作的译者孙岳发表了题为《多尺度历史的遐思与大历史的元隐喻》的主旨演讲。此演讲的核心问题在于历史学者的思考究竟应有多“大”？大历史的元隐喻究竟为何？进而言之，人类应当如何集体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孙岳老师认为，对于生存于宇宙间的人类而言，历史究其根本，不过是对智识（science）、爱（love）、法律（law）、秩序（order）几项根本性概念的思考与诠释。历史学者的研究尺度依赖于其所思考的问题，所追寻的答案，所渴望看到的图景，以及支撑其眺望的立足之处。在孙老师看来，大历史之要在于理解人类如何在广阔的宇宙演化背景中成为人类，因此它决定了大历史的研究尺度。而之所以要探讨大历史的隐喻，在于隐喻在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思考的方式”，是某种生存之所寄。大卫·克里斯蒂安在“大”与“地图”之后，使用了“起源故事”，但是这个现代起源故事是否仅是一连串冷峻的科学事实，还是应当具有某种传统起源神话的道德旨归？在孙老师看来，既有的大历史是不充分、不完整的，过于科学而缺乏人文蕴意，因此需要新的元隐喻。孙老师转向中国传统的“家”之概念，家人之间，彼此为善，而宇宙也正是如此一个有情之家。

图为孙岳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开幕演讲后，会议进入第一场专题讨论，由清华大学梅雪芹老师担任主持。来自苏州大学的张井梅老师发表题为《大历史与人类史分期》的演讲。她从大历史为人类历史带来的新分期，分期的标准是什么，以及这种分期具有怎样的意义三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最后强调，这种分期是否能被广泛接受仍然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 

    首都师范大学的乔瑜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段关于桉树的有趣历史。她的演讲标题是《追寻<桉谱>的足迹：一段异域树种的历史（1890-1910）》。通过这段历史，乔瑜老师试图探索出一种更适于传统研究的框架，从而更进一步地展开故事的多个层面。

    来自天津师范大学曹牧老师的主题是《天津水供应研究中的三只熊故事》。在介绍了天津的基本地形的基础上，她分别从三个角度：局地尺度（Local Scale），国家尺度（National Scale）以及国际尺度（International Scale）分析天津的水供应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曹牧老师认为：小问题通常与大问题相关联，不同尺度的视角会使同一个问题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来，而宏大视角的研究则可以将不同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清华大学曹寅老师的题目是《最后的驼峰：拉合尔初级航校，中国内战与英属印度的最后岁月》。他通过拉合尔初级航校的个案研究，提出如何将全球历史带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他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曹寅博士认为亚洲历史应当不仅是限制在中国和印度本国的历史当中，突破民族国家边界的历史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场专题讨论由南开大学的付成双老师担任主持。同济大学的刘珊珊老师的演讲题目为《探索中国园林景观中的大历史诠释》。通过对苏州园林的分析，阐明中国古代园林设计理念中除了提供居住空间或审美对象外，景观设计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相统一宇宙哲学的概念。刘珊珊认为，在大历史的叙述中，人类历史只是更大的自然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都注重人与自然的非二元性。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张旭鹏老师对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历史理论或构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集体知识做出了评论。他的题目是《集体知识，单数还是复数》。集体知识指的是人类借助知识、思想和技术的代代相传，让人类能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且创造出他们所需要的新环境。张旭鹏老师认为，不存在一种普遍和单一的集体知识。集体知识总是和一定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因而存在着不同的、复数的集体知识。然而，在人类由分散走向一体的过程中，不少集体知识被更为强势的集体知识所取代和消灭。因此，人类的集体知识应该是各种不同的集体知识的综合，它们之间应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文楠老师结合她的导师魏斐德发表于1988年的《讲述中国历史》一文，对三熊之问做出了回答。她的题目是《讲个多尺度交织的好故事》。她认为不同的历史学家会选择不同尺度的历史进行研究，但最终会回到叙事的本职。魏斐德认为，历史作为一个好故事，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分析和解释。刘文楠指出，学界现在之所以对历史研究的大小尺度问题感到困惑，是因为学术评价体系是以期刊论文的发表为主，而期刊论文为了研究的深度与精度，通常只适合特定的尺度的历史研究。

    随后，会议进入讨论与问答阶段。克里斯蒂安教授首先对每位学者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他讲到，他选择大历史的理由有三：首先，大历史回答的是他心中最宏大的问题  什么是人类历史；其次，已有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类社会，尤其是近几个世纪的历史，总体来说小而细致，并不能完全解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何变成今天这样这一问题；最后，他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研究宏大的历史趋势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思考。克里斯蒂安认为，做历史研究，掌握的档案材料固然重要，但研究应是由研究者心中的问题驱动。他补充道，大历史并不是一项新鲜事物，而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历史研究方式，马克思、黑格尔都是以大历史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历史做出的解释。而他所提倡的大历史也是对这种研究传统的回归，并结合多学科的知识，对人类与宇宙的历史做出更广阔、更好的解释 。

图为克里斯蒂安教授发表评议

    随后，在唐沃思教授主持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什么是真正的好历史”，“历史写作的目的是一个好故事还是其他”，“历史学研究是否应该有边界”，“当代高等学术机构如何推进大历史研究”等问题作了讨论。梅雪芹、付成双、黄兴涛、夏明方等老师都做了精彩发言。会议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落下帷幕 。

图为黄兴涛教授发言

文：白晓漫 王茹 / 图：方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