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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大对撞：“半部”中国考古学史

发布者：历史学院发布时间：2019-04-11 22:04 阅读量：

     2019年4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有幸邀请到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的唐际根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题为《东西大对撞：现代考古学如何进入中国》的讲座。唐教授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梳理了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的50年间中国考古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并分享了个人的研究经验和从业体悟。

 
    唐际根老师首先介绍了西方考古学的发端，指出，19世纪下半叶，西方考古学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器物类型学、莱尔（Charles Lyell）的地层学三个理论的推动下走向成熟，至20世纪20年代已经完全成熟，而同时期的中国考古学还未萌发。那么，考古学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唐老师认为，此时中国考古学的发端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其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大量的流失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关注；其二，20世纪初中国疑古派的崛起，中国早期历史受到了置疑，又适逢西方考古学的成熟，为重建上古史提供了新方法，由此中国考古学的发萌呼之欲出。同时是在中国金石学的影响下，殷墟成为考古发掘的首选之地；加之此时如李济、梁思永等专业人才学成归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付诸于殷墟考古实践。在这些要素的综合推动下，以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唐老师进一步指出，在殷墟考古发掘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进步。1931年，学成归国的梁思永先生改变了殷墟发掘的方向，他一改前人运用的“水平层位发掘法”，运用“自然层位发掘法”并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让此时中国考古学的实践直接与西方考古学相衔接。在器物学的发展方面，李济先生于《殷墟陶器图录》中独创了将文物器型用数字编号来表达的分类方法，然此分类法因与器物功能分类相抵，后被弃用。1934年，苏秉琦先生结合蒙特留斯的分类法创造了新的分类方法，器物类型学在中国诞生。此后不久抗战爆发，中国考古学进入停滞期。20世纪50年代，殷墟发掘重启，但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为了与此时学界“古史分期”的大讨论相契合，殷墟考古有意勘探并发掘殷商奴隶祭祀坑，用以印证奴隶制的残暴。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考古学才回归正轨，重启与西方考古学的对话。

     唐老师强调“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端、发展，不能孤立地看，要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联系起来看”，考古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就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唐教授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已有20余年，至今已发表了诸多中英文论文及多部专著，并为推进殷墟的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坚持不懈、满腔热情的“殷墟精神”让我们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本次讲座由黄兴涛教授主持，特请魏坚教授评论。

文/刘蕊
图/魏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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