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应邀主讲题为“纂修之史与本朝史观  以宋代为例”的学术报告。此次讲座由黄兴涛、夏明方两位教授主持，现场同学翘首而待，座无虚席。

 
    邓老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制度史和唐宋妇女史。代表性著作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  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祖宗之法  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唐宋女性与社会》、《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  以宋代为重心》、《朗润学史丛稿》等。

     讲座伊始，夏明方老师以幽默风趣的语言介绍了邓老师的学术影响力，并希望在座同学用心学习，潜心思考。开场后，邓小南老师由史观起手，引出本次讲座的第一个重点，即：如何看待史料和认识历史。

     邓老师指出，看待史料和历史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迥异。结合梁任公以史料为史学研究证据的观点，她认为：对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深追辨析能力，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史料作为历史事实的痕迹，要潜心追索；作为历史撰述的证据，要覃思检验。宋代是当代人修当代史较为发达的朝代，并对史书体裁多有讨论。邓老师以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察》提出的“记载之史”和“纂修之史”为基础，以“张孝祥建议重订《日历》”、“汪大猷建议删定《实录》”等历史事件为例，进一步指出，在官方史册中，作为纂修之史的史学著作，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无法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

     在前述问题的基础上，邓老师将讲座的核心引向“文本考古”的概念，认为文献并非一次完成的静态产物，而是历史动态变化的结果，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认识产生这些结果的文化过程。从政治史的角度观察“纂修之史”与“本朝史观”的关联，重点不在于考订材料的真伪精梳，而是试图探讨历史记载被政治化深入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因由。如，《贞观政要》卷七记载了房玄龄根据唐太宗的要求呈进删略之后的编年《国史》；《郡斋读书志·后志》记载了淳化时期王禹偁对于太宗“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删之”的隐忧，均体现了政治权力在修撰史书的过程中的逐步渗透。与此相应，士人通过纂修史书，表达的是自身的书写和追忆。韩琦和石介对于《三朝圣政录》太祖事迹的讨论，其所呈现的，即是当时士人如何通过对记忆的“涂抹和渲染”，以求塑造垂范后世的帝王形象。

     至此，一个备受同学关心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即，如何从精心修理的历史文本中读出原貌？邓老师通过几个例子给出了切实具体的答案：其一，当从“没而不书”处看历史“书写”；其二，注意历史书写的减法与加法，即注意史料的书写技巧的涂抹与渲染，并以审慎的态度，分清是“叙事的空白”还是“史事的空白”，在不疑处有疑；其三，要注意士人的“资治”意识，即士人修史的政治责任感。

     邓老师总结指出，本次讲座的重点，并不在于材料本身的是非真伪，而在于治史需在“记载之史”的“纂修”痕迹处下工夫，在明确史册层累形成的同时，分层辨析，要在具体说法上注入心思；对于史料一定要不厌其繁，不厌其精，经过一个细致的“考信”，史学研究才能见真工夫。

     她进一步指出，“纂修之史”凝聚着前代史家的智慧，集中体现着“史学”的变化历程。我们面对的历史记载中，有事实，也有润饰和塑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需要把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在讲座的最后，邓小南老师使用马铃薯，蒜头和洋葱三种蔬菜，风趣且生动地比喻我们所见的史料：是如马铃薯，剥开一层即是完整的史实原相；还是如蒜头，剥开之后是多种史料围绕着一个历史事实；亦或如洋葱，需要我们层层探索，寻求史实。

 
    邓小南老师的讲座旁征博引，风趣充实，让人对邓老师深厚的史学功底叹止仰止，又让人潜心反思，深受启发。黄兴涛老师总结认为邓老师所讲的内容“既是基础，又是前沿”，对概念史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踊跃发问，邓小南老师针对同学们的问题深入浅出、耐心解答，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尹世奇  图/尹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