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2日下午，我校杨念群教授受邀主讲“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主题为“‘大一统’观与近代中国思想”。     杨念群教授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是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他主要著作有: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雪域求法记 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何处是江南  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讲座伊始，杨教授就指出“大一统”能更为有效地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充分整合多元的思想资源，将其纳入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之中作出解释。与此同时，大一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观念体系，对中国近代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从区分“天下”、“中国”和“大一统”的问题谈起，认为大一统观与中国观、天下观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大一统”不像“中国观”那样反复强调“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对立；其次，它不像“九州”“五服”等从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角度比较宏观地想象古代王朝的秩序，而“大一统”更多是把疆域治理与政教关系的构造结合起来，形成了更为严密的政治文化主张。     其后，杨教授为大家诠释了“大一统”的内涵及其词汇的起源与演化。“大一统”的含义包含三个要素。第一，关于地理的疆域空间的扩展。实现“大一统”需要足够大的空间，以形成中央的统摄关系。第二，“大一统”并非是依靠暴力征服手段，而是政权得到了详细论证过的正统性保障。第三，实现“大一统”的统治者必须具备德行，来支持政权。“大一统”一词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春秋》书写“隐公元年”的后面加上了“王正月”，体现了对周王地位的尊崇，也体现出“大一统”对于历史书写中时间的控制权威。汉代的风俗教化和思想控制则解释了“大一统”在政教关系上的权威。唐宋时期“大一统”观呈现出差异性，宋人谈“大一统”基本沿袭董仲舒的说法，但是更突出“道统”的地位。到了宋明时期，由于领土狭小，受到北方民族压迫以及皇帝的北狩蒙羞，“大一统”中占有广大领土的意义被有意遮蔽了，开始突出“大一统”中的文明优越感，从而建立起文化心理补偿机制。明代提倡“心性”的重要性，仍是“道德”优先的视角。元朝是异族入主大统，占有了以往政权所未曾有过的广袤疆域，故其诠释“大一统”开始强调靠领土建立正统性，而非靠“德行”。至清朝，对“大一统”的解读开始强调疆域一统和偏安一隅的差别，认为偏安即是非正统。     继而，杨教授进一步论述了“大一统”观在近代的挑战与应变。“大一统”观三要素在近代遭遇的全面挑战：疆域不断被侵蚀、正统性遭遇西方价值观的质疑、道德主义也遭受到科学观的挑战。于是“大一统”观呈现出了一系列的近代形态。首先，在经典范围里，发挥孔子是“素王”的观念。其次，讨论“道”和“法”的关系。以及以康有为作为代表，将“三世说”融入进化论加以重新解释，仍以“德行”为划分不同文明的标准。“大一统”观也在“近代地缘政治”、“近代专制问题”等问题的讨论中，深深影响着近代思想的流变。

     讲座的最后，杨教授总结到：“大一统”观在历朝历代一直有所变化和侧重，其在近代的表现，受制于瓜分和亡国的危机感，也受制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扬。“大一统”观与现代国家模式的选择、“联邦自治论”的边缘化、“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的争论及其意义以及对专制问题的讨论均有回响。现场的同学就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提问，杨教授予以了充分地解答，互动热烈，讲座圆满结束。

图：沈淼；文：沈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