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6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刚老师应邀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史学前沿”课程，带来了题为“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边界”的精彩报告。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夏明方教授介绍了彭刚教授的学术履历与治学取向，并对彭刚老师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彭刚老师以 “历史知识有没有自己的边界，我们对于过去的追索是不是无止尽的” 这一问题为开篇，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能够进入历史解释”与“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对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能够进入历史解释，彭刚老师认为，历史学家归根到底是要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对历史事件做出解释。历史留下的是零碎的片段，历史学家又以其论题为核心择选史料，这就决定了历史解释具有选择性。历史学家无法照顾到历史的所有面向，其所呈现的“史实”就会有所偏向。历史学家杜维运先生就把史实界定为史学家的观察力，亦即史学家选择事实的能力。

     此外，“有意义”可分为“相关性”和“重要性”。历史学家讨论历史总有不同的关切对象，对于历史家来说，与论题有关联的历史事件就是有意义的；这种相关性在论题转换之后也会发生变化。爱德华·卡尔（E. H. Carr）与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Evans)关于凯撒与普通民众渡过卢比孔河谁更具有重要性的论说就是很好的例证。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与史家所要探究的历史论题的相关性联系在一起，也是依史家研究视角变化而异的。历史事实的重要性还受到史学和史学家价值观的影响。上个世纪以来，自下而上的历史越来越受到关注，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对于普通人的历史的重视，正是受到史家价值观转换的影响。

     那么，历史事实有无内在的（inherent）重要性？彭老师认为微观史的兴起，似乎使得“马丁盖尔”比“马丁·路德”更有名，但这并不等于“马丁·路德”的重要性已被消解。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后溯的，是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Hindsight）所赋予的。但是，历史事实并非没有自身内在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史学和史家关照的问题的迁移、价值观的转换而变化。进而我们可以区分历史的（historical）的重要性和史学（historiographical）的重要性，但需注意的是具备历史重要性的历史事实未必具有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

     对于 “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这一问题，彭刚老师根据他在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提醒各位同学：我们一直适应着“确定性”的世界，但现代物理学却呈现出其 “不确定性”，自然科学如此，现实世界亦然。人们谈到历史学时，似乎会认为它已盖棺论定，毋庸置疑；但过去的“可知”与“不可知”性仍值得进一步思考。历史学中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一方面史家不可离弃的主观因素妨碍了对于过去的客观中立的认识；另一方面，史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决定了我们有关过去的了解总是不完整、不全面的。由此，对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产生怀疑的论点，彭刚老师认为其症结恰如英国史家埃尔顿所云：“忘记了无法知晓全部的真实和全然无法认识真实是两码事”。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不全知”不等于“不可知”，“可知”不等于“全知”。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就像埃文斯所言是在做拼图游戏。

    在彭刚老师精彩的讲座后，夏明方老师进行了总结。在座的同学围绕历史学的想象力、历史学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解释与过度解释以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等问题与彭老师讨论互动。彭刚老师强调，历史学是一个提问的学科，知识的扩展靠的是提出和解决问题，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要谨记“史无定法”，尽可能以开放的态度和丰富的想象对待历史事实。

文/李向鹏 图/邓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