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讲在线上举行。著名隋唐史学者、我校历史学院孟宪实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汉唐‘王言’研究的几点启示”的精彩报告。

讲座伊始，孟教授对什么是“王言”进行了阐释，指出“王言”，《唐六典》亦称“军国之政令”，又言“凡王言之制有七”，即细分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等等。它以人事安排为主，也涉及制度调整和具体政策，并作为朝廷的最高指示，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受到法律的明确保证。据唐史学者黄正健、法制史学者王立民的研究，作为王言的“制敕”，其法律地位明显高于官文书。而根据《史记》卷六所载，皇帝的命令称“制”和“诏”，始于秦始皇；自此之后，王言之制有着清晰的发展轨迹，蔡邕《独断》等汉代文献记载的四项“帝之下书”与唐朝王言七种可以相互对应。遗憾的是，唐以前与王言相关的书籍均未流传，现存最早的资料汇集是北宋编撰的《唐大诏令集》。唐以降的王言资料得以系统地保存下来，为相关研究创造了前提。

王言的研究有何意义？在孟教授看来，法规加上王言，就是邓小南教授所说的“活的制度史”。以唐代为例，律令格式是法规，是制度的明确规定，但仅有律令格式，制度是无法运行的，有了王言，制度才能运转。孟教授进而指出，王言之制属于皇帝制度的一部分，王言即皇权的日常表达式，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王言名义上以皇帝之名颁布，但如果不进入王言形成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就会停留在表层。

以唐高宗时期的具体事件为例，孟教授讨论了王言形成中的问题。出家人应否拜君亲，是东晋以来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龙朔二年四月，唐高宗下敕旨，提出道士、女冠、僧、尼应礼拜君亲。五月十五日，九品以上文武官员等千余人在中台都堂展开集议，根据礼部官员的统计，其中有“五百三十九人议请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议请拜”。结果高宗没有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采取折中的方案，最终下令只拜双亲。王言的前后差异，展现了朝廷集议制度对皇帝最终决策的影响。问题在于，在四月十五日下令集议时，皇帝的意志已有清晰的表达，为何后来多数大臣还是选择不支持皇帝？另一场集议，则是讨论同文正卿萧嗣业在其嫡继母改嫁身亡之后，是否还要执行孝子礼仪。官员们的意见也以明确的选票比例得以呈现。这两个事例为我们理解皇帝制度带来新的疑问：皇帝的个人意志在王言形成中到底发挥多大的作用？皇帝意志在皇权运行中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龙朔二年的故事，证明了皇帝与皇权的非全等关系，体现了集议制度中的理性因素。

在探讨“王言”问题的过程中，孟老师还穿插分享了自己的治史体会。他表示我们的学术贡献来自对前人的批判和反思，面对学术界的既有传统，要努力形成自己的看法。此外，在研究时，应重视具体资料的掌握，例如要研究皇帝制度、王言之制，应重视过去不被关注的具体事例的价值。有时发现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可能比发现某种研究理路更重要，应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在分析具体资料时不忘去回应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在这点上，日本学者的方法值得我们关注。

讲座最后，同学们就有关汉唐律令、制敕等具体问题向孟宪实教授请教，孟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耐心予以解答，他的回应引发了同学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蔡雯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