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9日14时，德国汉学家、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语言与文化系系主任阿梅龙教授在人文楼四层会议室，做了关于“晚清科举制度与西学传播”的精彩讲座。讲座属于“数字人文﹠清史研究”系列讲座之一，由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主持，华林甫教授、刘贤副教授及校内外数十名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开始前，黄兴涛院长介绍了阿梅龙教授的学术贡献，特别是他二十年前在人大清史所求学的经历。讲座开始后，阿梅龙教授从清末科举改革入手，回顾了当前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他指出，以往学界对1901年的科举制度改革、尤其是废除八股文后的策论研究尚少，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策论对于我们了解西学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阿梅龙教授介绍道，在义和团事件以后，科举制度改革得以实施，改革后的科举考试第二场策论即围绕世界各国政治、科学和技术进行讨论，较之以往被认为是“儒家”的科举，加入了新的不同性质的内容。至1905年科举制度彻底废除前，全国各省陆续采用了改革的科举制度。阿梅龙教授统计并分析了1902到1904年间共155个策问后发现，策问反映了中国当时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涉及货币、财政、教育和法律等多方面，但关于自然科学的内容则不多。随后，他举出大量当时各省策问的实例，进行分析。如湖北乡试策问即围绕日本新政，实际上隐含了当时对日本新政的消极、保守态度，许多考生都强调日本的改革存在的问题，中国不应该按照日本的方式实行，而应该保持中国的传统。但同时也有不少考生肯定了日本新政的积极性。又如1902年陕西乡试策问涉及了中外法律制度比较和治外法权，1902年江西乡试策问涉及了国债问题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地区的策问里出现了近代科学知识，如1902年湖北乡试策问就与数学有关，1903年广西乡试与“重学”有关，1903年江南乡试策问与化学有关，1902年浙江乡试策问则与地理学有关等。这些策问新内容的出现，尤其是大量新词汇的进入，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新学的传入影响了科举制度，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潮以及出题人的学问倾向。

 
    阿梅龙教授强调，科举制度改革后，策论的内容很丰富，内容有时也很具批判性。虽然不一定是最新、最先进的知识，但只要有这样的倾向，就会让考生去考虑如何评价和应用新知识。虽然科举制度很快就被废止，但由于参加考试人数众多，改革还是很有效率，成为清末知识转变的重要步骤。然而，对于其影响也不能过分抬高，改革后的科举制度虽然加上了新的学问，但科学、技术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并且“科学”只是被按照过去的文章做法来对待而已，并没有真正去进行发明和试验，因此也仍然没能从根本上摆脱过去传统的那一套。

     黄兴涛教授对阿梅龙较早并长期关注20世纪初新式策论问题很是赞赏。他指出，在20世纪初，传播西学有很多的途径，也有各式各样的文本，而作为新知识传播的指挥棒，科举改革后的策问的确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方面。由于参与科举的都是当时最年轻的知识分子，很能代表当时的新学风气和新学水平，这都反映在了策论中。这种将制度变革与学术转型联系起来的独特研究，也为我们认知当时新旧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讲座最后，阿梅龙教授、华林甫老师、其他与会师生还就策论中的地理学知识、策论备考资料的史料价值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并合影留念。

（图/文：郭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