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在线上举行。我校清史所杨念群教授应邀做了题为“对‘天命观’转移的新诠释：清朝‘正统观’再研究”的学术报告。共80余名师生听讲。

杨念群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正统观”大致可概括为三大要素：空间疆域上的大一统，时间上的五德终始与阴阳五行天命模式的转换，以及德性的持有。程朱理学的兴起和传播使得有关以“天谴论”为诠释背景的五德终始说在宋代以后渐趋沦落不振，国家军事实力的孱弱和统治地域的狭小也倒逼理学家基本放弃了“大一统”的论述，改以建立“道德主体性”为主要运思方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伦理教化体系，通过凸显汉人文明优越性而把夷夏之间的对立状态推向了极致。其后果是，非汉人族群建立的政权很难进入“正统”叙述的谱系，“正统观”本身包含的空间扩展蕴意被刻意遮蔽，代之以道德的自我修炼与完善。这种观念显然不利于清朝皇帝建构适合自身特点的正统观。为了打破道德至上、严分华夷的宋代正统观，清统治者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重提“大一统”，回归空间之原始义；二是打破“夷夏”界限，重回“尊王”本义。

在杨老师看来，大一统观的重构是与清朝官学的复古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恢复《春秋》“大一统”的古义，清帝着意强调拓展空间的作用，把清朝开疆拓土的功绩转述成“正统性”的必要条件，重新定义“正统”的内涵。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北岳恒山祭祀。宋之前祭祀恒山的地点一直在山西浑源地区，但北宋时期浑源为契丹所据，祭祀仪式就被迫转移到了河北曲阳，元明二代也继续将曲阳作为祭祀地点。但在清代，这一问题却引起发了争议。因为如果仍把祭祀地点放在曲阳，就等于承认北宋正统，认同了北宋偏安的政治路线，所以很多臣子谏言，一定要在浑源祭祀。顺治帝最后采纳了此一建议，象征着把原来的南北对立彻底打破，真正实现了大一统。

杨老师指出，历代士人论述“正统观”皆无法绕过对《春秋》大义的解释。宋代学者注释《春秋》颇有分歧，北宋士人重《春秋》“尊王”之要旨，南宋士人则重“攘夷”之义。清帝的具体论述策略是打破宋明理学以“地”系“统”的思维，强调“圣人不必出于一地”，亦可出现在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区，以论证满人接受“天命”的资格。杨老师以曾静与雍正的辩论为例，指出雍正的论证路径是：如果圣人只能出生在关内，就可能为关内帝王不守德行提供借口；同时夷狄身份自古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并利用孔孟在“夷夏”进退观点上的差异性，以孔批孟，突出孔子夷夏可以相互转换的主张。雍正还借孔子语义批评明代失德。由此证明，明朝帝王无资格作华夏盟主，满人当政不过是历朝王权循环转移的正常过程。而主张夷狄禽兽论的曾静也最终向清帝妥协，承认了“文明多地起源论”。

传统观点多认为清代复兴两汉经学以“替代”宋学，对此杨老师不太同意，认为清代并没有完全“替换”或者“驱逐”宋学，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以往的研究只谈清学的继承或者批判性，而没有谈它如何改造宋明理学。杨老师从清帝对理学要义的解读切入，指出宋明以后之“正统观”阐述多笼罩在理学道德修养的命题支配之下，清朝对此亦有所继承，纪昀和袁枚的“有征无战”论便是显例。然而宋明理学中的有些论述则对清朝建立统治正当性多有不利，如理学思想提倡面对皇权，士人理应拥有“道统”的独立批判性，甚至不惜挑战“政统”权威，这种想法对清帝树立集权统治构成了威胁，故必欲清除而后快。为此，清帝对儒教信条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造，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理学“道统”的传承方式。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雍正皇帝颠倒了传统儒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秩序，将“五伦”中本来排在第二位的“君臣关系”挪移到“父子关系”之上，使得“尊王”要义从中脱颖而出，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完成了“移孝作忠”思想体系的建构，彻底逆转了宋明士大夫与皇帝“双向制衡”的机制。

不仅如此，杨老师认为，清帝对《春秋》的解读也有非常独特的一面，远较前代深入。康熙撰有《钦定春秋传说会纂》《日讲春秋解义》，而乾隆的《御纂春秋直解》更是试图融汇《春秋》四传，即《左传》《公羊》《谷梁》和胡安国注释，并欲取而代之。乾隆帝直接命文臣完全按自己的意思酌定《春秋》大义，形成了独特的“帝王经学”。清帝御制《春秋》读本强调“尊王”大义，淡化宋明儒家的夷夏之辨论旨，如针对秦、楚、吴等“夷狄”之国，多论证其“进爵”与否须与“尊王”攸关，而不突出其种族身份。清帝还基于自己对《春秋》大义的理解，对历朝史事常加评价褒贬。乾隆帝亲自撰写《评鉴阐要》，对《资治通鉴纲目》及《续编》《三编》中凡涉“正统”“偏安”之论，必反复斟酌纠正其失，希望树立起公正无私的形象。

杨老师还指出，清朝“正统观”的建立离不开士林阶层的配合和认同，今文经学的复兴与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性。从庄存与的“尊王论”到刘逢禄的“封建论”，均对传统“公羊”大义有所发挥和修正，而且不约而同地指向清朝统治的正当性问题。由于时间所限，有关这一部分内容，杨老师并未过多展开，只做了简单阐述。

最后，杨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提炼，并总结称，如果要深入了解清朝“大一统”观念的构造形态，就必须洞悉清帝对《春秋》大义和理学要旨的改造过程，同时必须对士林观点与帝王思想的微妙共谋关系做出透澈的观察。

（敖畅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