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1日下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林少阳教授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带来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夏明方教授和杨念群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的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讲座伊始，林少阳教授便以“如何从朝贡体系出发看待江户时代”设问，激发听众思考。林教授指出，学界对江户时代的历史一直以负面评价为主流，旨在凸显明治维新，也就是以“锁国的江户时代”来衬托“文明开化的明治”，因此，近代以明治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实际是建立在对江户时代的压制之上。林教授引用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一步指出，“重新评估明治维新，需要某种长时段视野。而长时段视野最终必须落实到更为广大的空间，亦即‘东亚’这一空间上。以长时段去看明治维新，会发现江户时期的最大功绩是‘文治’以及‘文治’维持的长期和平。”

     林教授认为，军事史家石康(Kenneth Swope)在《龙头蛇尾：明帝国和第一次东亚战争》中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称为第一次大东亚战争，实际上是有意忽略了隋唐时朝中国的两次东征。而且，用长时段来看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那么这次战争或可称为第一次朝鲜战争，而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美援朝便分别为第二、三、四次朝鲜战争。尤其是抗美援朝，一直被描述为冷战的后遗症，可是若从长时段角度来分析，它实际上是朝贡体制崩溃后朝鲜半岛至今尚未从中走出的后遗症的征兆。实际上，朝贡体制之下，战争反而比较少。这一结论给以往学界有关朝贡体系的评价带来挑战。朝贡体系并不是一个僵化的等级秩序，在这个体系中的国家，实则都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着博弈。

     不同于以往负面的江户史研究，林少阳教授认为，以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及其后裔治下的江户时期（1603-1867年），其主要政治特点是“文治”，这与明治维新后的“武治”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长期以来，“江户时代”因其以武士为顶点的等级森严的“身分制”、保守的“锁国”政策、武士阶层的“威光”、“武威”等，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但日本江户史研究者须田努指出，支撑江户时代的两大支柱实为“仁政意识形态”与“武威”，只是到了幕府末年，确切地说是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带领海军舰逼迫日本开港，上述两大支柱的作用不再有效，社会暴动纷纷而来，并终结于明治维新。所以在短时段来看，明治维新确实有贡献。但如从长时段来看，在“东亚”这一空间，旧有的对明治维新和江户时代的评价就将受到挑战。林教授指出，江户时代被矮化了，从现有大量研究成果来看，“锁国”这个固有概念也是后世建构的产物。

     若从教育史角度解读江户时代，从国内政治的层面和国际政治的层面探讨“文”的实践，大量人口学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德川时代甚至更早时代的日本处于停滞封闭乃至封建状态的说法，理应被否定。日本教育史料显示，汉语和文言文在江户时代的教育体系中占有中心位置。一些研究者认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是由于明治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即“言文一致”）让日本民智大开，并迅速成为一个近代化强国。事实上明治维新废除文言文对日本的就学率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在林教授看来，后一结论对重审中国的语言现代性或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也有重大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只是从短时段着手，集中于西化成功的明治，故此往往得出较为片面的结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我们自身传统的误读。如何以江户时代为方法思考明清，应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自身历史，也为重新认识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林少阳教授最后强调，是明治的母体孕育出了军国主义膨胀的昭和。这一结论进一步启发了我们对明治维新的再认识。

     随后，杨念群与夏明方两位教授分别与林老师交流了看法。杨念群教授表示，以“长时段”的眼光对明治维新的重新思考为明清转型问题的再认识提供了重要视角。夏明方教授认为林教授是从更深的层次上对现代化本身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在座同学们就“锁国”、“识字率”等问题向林少阳教授提问，场面十分热烈。林少阳教授一一回应解答。

     林少阳教授长期致力于19世纪初以来中国及日本的思想史，兼及文学史、文化史等领域。本次讲座谈及许多极具启发性的话题，未尽之处，欢迎继续关注林教授即将发表的论著。

撰稿：沈淼 邓一帆/图：邓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