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2日下午2时，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访问清史研究所，并为师生做了题为“乾嘉时代中国、日本和朝鲜的考证学”的学术报告。

     本次演讲由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黄爱平教授主持，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朱浒副教授、阚红柳副教授、曹雯副教授及清史研究所师生三十余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艾尔曼教授首先指出，考证学是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代的“注重有注之言”到清代“注重有据之言”，考证学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开始就占据了主流学术地位。

    艾尔曼教授其后引用清代考证学代表人物阎若璩的代表作  《古文尚书疏证》，重点阐释了阎若璩与考证学、朱子学的关系。《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写于清代康熙年间，其被广泛认可并流传开来则在乾隆中期，迟至1750年左右才有刻本。在艾尔曼教授看来，阎若璩作为考证学家受到重视，是从《四库全书》开始的。艾尔曼教授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古文尚书疏证》的著录和评价出发，详细剖析了四库馆臣对阎若璩及其学术思想的看法。他认为，从《四库全书》开始，学者们才开始把阎若璩当作十分重要的考证学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四库全书》重新发现了阎若璩的价值所在。艾尔曼教授指出，阎若璩的考据方法和对经典的怀疑精神对此后的学术思想发展影响甚巨，值得特别予以重视。

    谈到阎若璩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比较，艾尔曼教授引经据典，重点指出了当时的反对派毛奇龄所著的《古文尚书冤词》很早就流传到朝鲜、日本，其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四库全书》对阎若璩的肯定则没有受到多大的关注。毛奇龄《西河文集》流传甚广，但最后“有据之言”战胜了“无据之言”，充分证明了考证学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艾尔曼教授特别指出，朱熹的看法与阎若璩差异较大，他虽对《古文尚书》有所怀疑，但仍坚持人性道性的论点，并以此来支持自己对道学、经学的解释，但并未推翻《古文尚书》，仅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接着，艾尔曼教授介绍了日本考证学的发展。他以日本长崎港口对中国书籍的引进为切入点，指出日本的中国学在16-18世纪较为兴盛。他还提出，随着掌握的中国学资料逐渐增多，日本人开始认为自己才是中国学的中心，并不太认同清朝的学术地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更是加速了脱亚入欧的步伐，对传统经学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医学等其他领域。因此，日本的考证学可以说是医学考证学或译文考证学。艾尔曼教授进而指出，当时的日本学界对《古文尚书》及阎若璩思想的了解是通过批评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而获得的，这实际上支持了阎若璩关于《古文尚书》的看法。而戴震与日本“古学派”之间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戴震对“阴阳”与“道”的看法和日本“古学派”的观点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艾尔曼教授认为，总体看来，考证学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发展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四书五经学，日本则在中医学、本草学、语言学方面有较大影响，而朝鲜在中国学的发展方面则更多的是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经学，因此其影响力有限。

     报告结束后，艾尔曼教授与在场的师生就东亚文化交流、科举制、日本对中国学的吸收与批判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黄爱平教授作了简短的总结，高度评价了艾尔曼教授对研究考证学的广阔视角。最后，现场师生与艾尔曼教授合影留念，演讲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