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一讲在线上举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科大卫先生应邀作了题为“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历史学院80余名师生出席，500余名校外人士通过直播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夏明方老师简要介绍了科大卫教授在历史人类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作为先驱者之一对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华南学派作出的贡献，并对科大卫教授疫情期间对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课程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科教授则开门见山，不同意学界有关“华南学派”的说法，认为所谓的“学派”往往会导致自我封闭和门户之见，限制学术的进一步发展。继而科教授从自己长达四十余年的治学经历出发，向大家分享了他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缘起和过程。在科教授的记忆中，最早引导他走向人类学研究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雅克▪勒高夫对欧洲中世纪的研究，特别是其有关领主分封礼仪源起的考察。受其影响，科教授对中国社会尤其民间社会的礼仪或仪式显示出浓厚的学术兴趣，并由此走上田野考察和历史研究之路。

科教授特别强调研究者的在场式体验或在地化观察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并分别以其积近十年或二十余年之功才完成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为例，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他本人在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香港新界，以及广东、江南、华北等地方相继进行田野调查，并从文献内外发现中国历史的实践经验。

科教授首先以其所在学校附近华南乡村的“打醮”活动为例，展示自己如何通过此类仪式活动的细心观察获得灵感，进而对地方文献进行多元化的重构，从中发掘和勾连各种关系，把地方与国家联结在一起。针对弗里德曼将华南社会定义为宗族社会的论断，科教授发现打醮仪式更多的是作为地域性活动而非宗族性活动来进行的。在打醮活动中，同时存在着礼仪、仪式专家和基层管理等人际活动，而不同的仪式及仪式专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他还关注到打醮活动中供奉的牌位，大部分是神灵牌位，只有一处是祖先牌位；道士做法事请神灵下凡，颁布赦书，其赦书上写着每一户的名字，这表明大家身处共同的神明而非各自祖先的保护范围之内。借由打蘸，科教授向大家展示出乡村宗教的一个被前人忽视的面向，以及由此打开的对中国乡村社会重新思考的新路径。正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个案，通过对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等内容的记录与研究，科教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重构了这些礼仪实践所反映的地方制度及其变迁的活历史，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在构建自身特性的同时又主动获取、接受国家制度资源进而把自身整合到大一统国家的复杂过程，以此揭示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科教授的研究注重田野观察与文献解读的有机结合，把碑刻、族谱等民间遗存文物、文献置放于特定时空的历史语境之中，从文本自身的形成过程透视新界地区在明清时期社会组织的演变过程。具体言之，新界地方社会在明初为豪强何氏把持，在明中叶到十八世纪则演变为许多假托为宋代贵族后裔的大族，到十九世纪以后则发展为乡村联盟。正是这些田野发现使科教授敏锐地意识到新的研究路径，进而与弗里德曼等学者针对宗族问题展开新的对话。科教授继续追问，在华南地区基层组织的演变过程中，宗族从何源起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科教授肯定了弗里德曼将宗族视为股份公司的比喻，但他认为宗族并非单纯的血缘组织，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在明清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构建的组织。就华南地区而言，宗族组织出现以前，早已存在着以南海神庙、北帝庙等神灵祭祀为核心的地域组织，而前者则是明中叶以后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这一点可从华南地区的祠堂基本建于明清时期得到佐证。

科教授认为，宗族的组成可分成三个部分，即祠堂、族谱和祖尝（宗族共同财产），其中祠堂在明清时期的形成和演变是科教授研究的中心。他认为后世祠堂形式的家庙主要源于明中叶的“大礼议”活动，此后发生了从影堂到祠堂的演变；关于族谱，科教授引用他的学生贺喜教授的研究，认为族谱主要源自宋代欧阳修所制定的范式，即编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采用的图谱形式；关于祖尝，科教授提出其源自浙江山区的猜想，并透露他将在其目前正在撰写的著作中予以论证。

讲座最后，科教授展望了历史人类学未来发展的远景，一方面建议将关注的焦点从明清中国延伸到对现代和当代社会的考察，一方面主张走出华南，走进华北和其他地区，以发现更多不同地域的特点，并以其与贺喜教授关于水上社会的研究为例，指出水上人群不同于陆地人群的特殊的宗族和神灵信仰特点，揭示了历史人类学更加多元的研究空间。

在演讲过程中，科教授反复强调田野调查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跑田野有益于培育学者对地方的感情，增加对地方环境的敏感度；通过跑田野，可以到那些长时间有人连贯定居的地方，接触到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历史传统，进而找到那些只有在田野考察中才能发现而且也只有处于田野环境才可以深刻理解的文字资料。总之，只有深入乡村社会，深入历史现场，才能激发看透文献的想象力，才能把田野中看到的东西和文献结合起来，真正观察到礼仪背后的中国社会。

夏明方老师对科教授的报告及其展示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样的研究于细微之处体现了厚重的理论关怀和宏大视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性成就之一。在报告中，科教授既是在讲他个人的研究史，也是在讲历史人类学如何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他以礼仪或仪式为中心，从在地的现场化田野考察出发，把死制度变成活历史，将视固化的结构的变动过程还原出来，对地方文献进行多元化的重构，最终通过对各种关系的发掘和勾连，把地方与国家联结在一起，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夏老师还特别指出，历史人类学对地方基层社会的考察与当前学界诟病的史学碎片化并无直接的关联，真正的历史人类学反而有助于克服这样的碎片化倾向。

在提问互动环节，同学们就学术考察的田野迅速消失、历史人类学区域发展不平衡、历史人类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发等问题，与科教授展开了多角度讨论。科教授表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入，领域也在拓宽，新一代历史人类学学者的方法、视野及所掌握的材料注定与前辈学者不同，所以需要把研究的关注点往后移动。前辈历史人类学学者可以见到的历史社会已经过去了，即使我们现在可以亲眼看到的历史社会，在几十年之内同样也会成为过去。但是每一代历史人类学学者都有自身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关怀，也会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历史人类学也因之可以生生不息，持续传承下去。

2020级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康君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