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7日下午14:00，受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讲座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以“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为主题的讲座，讲座由黄兴涛教授主持，校内外学生数十人参与了讲座。

 
    本次讲座的核心内容是康有为对其所处国际体系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如何影响他对于中国政治道路的主张。章永乐老师首先以康有为对1910年葡萄牙革命的回应作为引言。1910年葡萄牙革命爆发之后，澳门升起共和旗帜，康有为向时任军机大臣毓朗建议出兵占领澳门，他指出作为君主国，清政府应当协助葡萄牙君主镇压叛乱，如果葡萄牙君主复位，可以将澳门还回去，如果葡萄牙君主复位失败，则可以一直占据澳门。这一建议具有很强的19世纪“神圣同盟”色彩。由此引出了对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关系的相关讨论。

    章永乐老师接下来对维也纳体系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维也纳体系是由于恐惧法国大革命的欧洲王朝国家建立的，其顶端是英、俄、普、奥以及被重新接纳的法国形成的“五强共治”（Pentarchy），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concert），避免危及王朝统治的革命。欧洲列强对内协调，对外则加快帝国主义扩张，并发明了所谓“文明的标准”话语对征服进行正当化，列强自居第一等文明国家，将中国、奥斯曼土耳其、日本等国划入第二等“半文明”国家，而大量缺乏完善国家组织的原住民部落划入第三等。 

    章永乐老师认为，康有为是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理解维也纳体系的先驱者之一。他以“三世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既体现出了对这一霸权体系的否定，但也体现出了对这一霸权体系的诸多主流观念的内化。以郭嵩焘为代表，晚清不少士大夫对维也纳体系中的文明等级论与内外观有所认识。康有为则提出更为整全的理论体系，将公羊学的内外观与维也纳体系下的文明等级论与内外观结合起来，《大同书》即为一个典范。康有为1913年发表《大同书》部分内容，可以集中体现他在二十世纪初对国际体系的思考。根据康有为的分析，人类破除国界，主要有两大动力：第一是大国吞并小国，第二是民权进步。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可建立国家保留主权的联盟；升平世（或小康）“内诸夏而外夷狄”，则是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时段，可以从召集“公会议”走向建设“公政府”，康有为的探讨在此大量参考了欧洲19世纪的政治经验，尤其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经验，并将德国的联邦制视为优于中国“三代”经验的区域一体化利器。太平世（或大同）“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区域霸权整合为全球“公政府”。章永乐强调，康有为对“升平世的探讨，对于维也纳体系的政治经验吸纳甚多，同时也预测德国将成为维也纳体系的终结者。 

    接下来，章老师介绍了康有为在1895-1900年的国际事务思考，他称之为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针对甲午战争以来的国际形势变迁，康有为提出了一系列外交观点，试图运用“均势”原理打破列强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他曾提出联日、联英、联美，甚至建立“中日美英四国合邦”，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则在日本作“秦庭之哭”。章老师重点介绍了1900年康有为试图促成自立军、地方督抚、八国联军组建同盟反对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他担心列强可能会像瓜分波兰那样瓜分中国，致信李鸿章，建议在列强达成协调一致之前分别签订合约，如果失败，则可以抛出东北，供列强争夺。康有为的“纵横”之思受到春秋战国历史经验的很大影响（如将中日关系比喻成为齐鲁之谊），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基本失败。 

    在下一个部分，章老师从康有为的海外游记切入，探讨其对维也纳体系走向的思考。康有为将德国视为有可能终结维也纳体系、统一欧洲的新霸权，其治法因此尤其值得中国参考。康有为探讨了日耳曼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诸如路德、康德、俾斯麦；探讨了德国的物质成功，由此引发了“物质救国论”以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德国的政治制度，核心特征是强君权的君主立宪制，具有强烈中央集权倾向的联邦制。这些观察实际上存在着重大局限：康有为对德皇威廉二世的认知有许多想象的成分，对德国宪制的认识也未能充分考虑其地缘政治环境所带来的特殊挑战。他对迅速崛起的德国的观察，深刻影响到他对其他列强的看法。与德国相比，老霸权英国相形见绌，法国更是一片灰暗，美国虽强，其治法过于特殊，缺乏可推广性。基于对德国实力的估计，在一战中，康有为甚至反对中国对德宣战。但事态发展超出他的预期，一战中德国败北。1919年，康有为对德国的失败进行了解释：欧洲到了“升平世”，各国应当“内诸夏而外夷狄”，而德国却采用了“据乱世”的做法，对同为文明国家的欧洲其它各国开战。在这里，章老师提出了自己对康有为这一主张的异议：《大同书》将德式联邦制视为区域一体化的利器，而这一联邦制本来就是以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为基础得以建立的，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德国以俾斯麦式的“铁血政策”统一欧洲，对康有为来说，本来也不是问题。因此，在一战结束之后，康有为悄悄修正了自己的解释。 

    章老师同时以康有为的德国论述为参照，解读了康有为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论述。对奥匈帝国的论述体现出康有为对于多民族大国如何整合的思考；而土耳其更是其思考中国问题的镜像。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对这两个国家的关注重点，实际上还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由此，章老师触及到康有为的国际体系解读与国内宪制主张之间的核心关联。康有为为何坚持中国在现阶段只能行君主立宪？章老师指出，维也纳体系的政治经验对他有巨大的影响。维也纳体系由王朝国家建立，其旨趣也在于防止大规模的共和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之时，欧洲只有瑞士、法国与迷你小国圣马力诺算得上共和国，其余都是君主国，19世纪新独立的欧洲国家采用的都是君主制，而且往往从国外迎立君主（因此在康有为看来，即便是汉民族主义者亦不妨以满人皇帝为“客帝”，因其符合欧洲惯例）；美洲虽以共和国居多，但在国际舞台上缺乏影响力。而康有为眼中即将取代英国霸权、终结维也纳体系的德国，仍然是一个君主国。因此，康有为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论证，君主国代表着国际上的主流，共和则是对主流的背离。 

    章老师针对学术界关于康有为晚年主张“虚君共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康的“虚君共和论”只是一种话语策略变化，不是实质观点变化，将英式君主立宪制包装成为“虚君共和”，只是为了在共和话语占优势的背景下“借壳上市”。康有为在1923年的西安系列演讲中提出了“不能共则不能和”。康有为从自己的政治思考中提炼出了“通、公、同”三个字，认为“大同”尚且遥远，因此探“共和”之“共”，重点在于“通”与“公”。共和之关键，在于建构“共”，康有为在此将重点放在铁路、电报、银行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是加强国家基础能力建设。如果缺乏“共”，“共和”也必然难以达到“和”。但正因为中国当下恰恰缺乏“共”，所以共和不可行。康有为认为世袭君主促进政治整合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第一是对具体身体的效忠，第二是对荣典的运用，他的分析与Walter Bagehot等维也纳体系下的君主立宪辩护者的分析颇多相似之处。最后，康有为低估民初汉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度，坚持溥仪是理想的君主人选。章老师指出，康有为对于民国政治的批判不乏深刻之处，但在军阀割据愈演愈烈的局面下，重建君主制意味着剧烈改变现状，很容易遭到军阀“群起而攻之”，更何况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格局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君主制的感召力日益衰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出现一系列共和国，君主国不再是压倒性的主流，俄国十月革命更是对一系列维也纳体系遗产的激烈否定。康有为一度寄望于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主持公道，但很快梦想破灭。苏俄的崛起以及中国国民革命的展开，则让康有为陷入深深的恐惧。 康有为曾预测德国将战胜英国，终结维也纳体系，但事实上，对维也纳体系冲击更大的国家，恰恰不是德国，而是康有为因担心“后党”抓捕而未能踏足、因而也未深入了解的俄国。康有为在维也纳体系崩溃之后的惶惑，恰恰说明他对于维也纳体系的认识本身就具有片面性。他看到维也纳体系下列强的“万国竞争”，并希望中国学习新兴霸权的治国之道，但不重视维也纳体系下的工人阶级运动以及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因而也无法想象在帝国主义薄弱链条爆发革命，改变世界体系的可能性。 

    最后，章永乐老师总结道，今人对康有为的认识，实际上受到了一战之后的新国际体系的深刻影响，比如认为共和制才是国际主流，康有为是偏离了这一主流。但在一战之前的国际体系中，君主制确实更占优势。思想史的研究者需要将思想家放到更为准确的历史语境中去进行考察，但同时，也需要展现与解释他们面对国际体系剧变时的思想困境，这关系到今人对于他们的思想遗产的估值。 

    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与章老师就国际关系秩序中的俄罗斯、康有为海外投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章永乐老师的讲座从政治学与法学的理论关怀切入历史研究，给听众带来了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