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9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前沿”系列讲座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作题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北伐知青’与‘三八知青’”的报告。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

 
    王教授认为，近些年来，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发展趋势已然不同，研究时限也从共和国建立延伸至文革结束。由于研究时段下移到共和国时期，学界要求建立“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声音与诉求越发明晰。王教授则认为，学科界限过于明晰未必是好事，这有可能造成研究视野的局限，进而忽略中共革命的延续性，因为中共革命不仅是一场关乎政权的政治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1949年以后，中共作为革命党的性质并未发生转变，社会革命的无限性和持续性决定了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走向。正是因为对这种持续性的关注，王教授从延安时期上溯，一直追寻到中共革命早期的研究。

     以往对中共早期历史的探讨，在王教授看来，笼罩在“失败史观”的阴影下，目的在于找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谁来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而这种失败史观使我们低估了陈独秀时期中共革命的意义。这一时期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共没有军队，也没有根据地，其工作重心在群众运动与党的建设上；更重要的是，中共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成立，由于共产国际下辖各国党支部数量过多、世界革命重心在欧洲、联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对东方所知甚少等因素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共革命的领导难有针对性指导；同时共产国际强调其对各国共产党有绝对的领导权。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的中共，作为一个绝对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支部，直接限制了自身对革命的领导权和自主权。在中共革命早期，共产国际有多股领导力量同时存在于中国，彼此之间互相纠缠推诿，其决策势必出现很大问题，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虽极富声望，个性顽强，却毫无自主权，只能听从共产国际指导，最终被迫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在理解上述背景之后，王教授将主旨转向两代“知青”。据其解释，提出“北伐知青”和“三八知青”概念的目的，一方面是打破只有文革“知青”才是“知青”的认知，更重要的则是强调知识青年在中共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革命史上，北伐时期和1935 1938年期间，青年投身革命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其革命程度最深，自身受到革命的冲击也最大。

     北伐“知青”，产生于新式学堂建立和科举废除的大背景之下，新式学堂“批量生产”出大量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而因科举废除以及同一时期新经济的成长尚不足以提供给他们足够的职位，这些青年前路实艰，大批学生集中于省城（多为学校所在地），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成为革命者；他们在大革命时期或参加国民党，或参加共产党，但最终的结局都极为悲惨。数以万计的北伐“知青”在1927年4月以后的国民党清党运动中饱受屠戮；30年代初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知青”也遭到沉重打击，这直接造成中共革命队伍内部知识水平的下降。

     1935年以后，中共的抗战主张赢得一批知识青年的拥护。抗战初期，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中共党内以“三八干部”来指称这批“知青”。这批富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填补了中共党内30年代肃反之后的文化荒芜。他们在经历了“整风”、“审干”等一连串政治运动的洗礼之后，成为中共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奇生教授最后强调资料开发和档案利用的重要性。他以湖南省1979-1980年关于北伐农民运动的调查和上海社科院80年代对工人运动的调查为例，说明80年代编纂资料的可贵。他指出，这一时期各个省党史办等机构编纂的资料，许多尚未出版，极富价值，进一步鼓励大家发掘新材料。

     在王教授精彩的演讲之后，夏老师用“高屋建瓴、惊心动魄”八个字来概括整场报告。尤其对共产国际同中共革命关系的解读，富有新意；下半部分则从相对微观切入，关注中国革命的主体  知识青年，富于批判和反思意识。整场报告有助于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全新认识。在最后的问答环节，王教授和与会同学就“三八知青”的定义问题、延安整风同其他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区别、中共革命研究中的知识分子视角与底层民众视角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报告的认识。

文/邵华 图/邓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