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4日下午3点，历史学院青年学术沙龙第五次讨论会在人文楼三楼会议室举行，报告人是古丽巍，来自历史系、清史所、考古系的师生王静、张瑞龙、曹斌等八人出席此次讨论。会议由侯深主持，陈昊、周曲洋担任评议人。

     正如主持人侯深所言，此次会议的议题是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把讨论主题由前两次的学术新潮转向了气象日新的中国传统学术。报告人古丽巍简要介绍了此文的写作意图、思路与核心观点。该文认为，北宋神宗时期是宋代政治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北宋前三朝巩固了宋代的统治，是唐末五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一个收束，而北宋立国以降积累下来的政治、社会问题在神宗朝有了新的解决契机，即熙宁与元丰年间的改革，但这一时期的改革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此后的宋代政坛。学界研究多把熙宁、元丰分为两个历史时期来研究，该文则从皇帝施政的角度出发，认为出于皇帝“大有为”之政的主导，某种程度上元丰之政构成了对熙宁之政的反思与延伸，二者互为表里。独断与共治，则是不同历史时期神宗与他的臣僚为完成有为之政而采取的施政方式，此不同于余英时先生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进而对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概念进行了辨析。

    陈昊和周曲洋在评议过程中共同注意到“大有为”在宋代有着更为复杂多样的意涵，本文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尚存在继续拓展的空间。陈昊注意到对于如何“有为”，本文说明了王安石和宋神宗存在差异，但“大有为”与“独断/共治”的分析则存在较大的断裂，认为“有为”与“祖宗之法”可以发展成本文第二个层次的视角，期待新的分析工具能够容纳更多的复杂性，整合为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历史叙述。周曲洋认为文中虽然把“大有为”分为内、外两个目标，但“有为”之政其实并非是一个可以用内、外进行区分的概念，内政与对外的“大有为”是如何互动并互相促进，也关涉到熙宁、元丰时期的政策是否有逻辑上的延续。此外，周曲洋还对报告人既往研究做了整体观察，认为本文的写作意在从神宗独断意志这一角度来重建元丰改制的相关背景，但本文对于神宗在元丰年间的“独断”如何指挥政务层面阐释不足。

    在集体讨论过程中，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其一，神宗个人对施政产生的整体影响；其二，如何理解“独断”？如何处理独断与共治的辩证关系？

    张瑞龙、王静、侯深共同注意到应如何在文中增加神宗个人意志的影迹，突出神宗的个人作为政治家丰满形象的问题，侯深称讨论神宗的施政，要注意到神宗个人个性与身为皇帝行使皇权两个层面的分析。陈昊也在评议中指出笔者没能实现在文章开头的承诺，即以神宗个人的政治角色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这个时代的政治史。王静进一步指出文章标题旨在突出宋神宗的政治作为，但文中对神宗施政的论述依然模糊不清，“独断与共治”是神宗实现“大有为”之政的方式，而不是“大有为”之政的内涵，文题容易引人误解。

    高波、张瑞龙、曹斌提出所谓“独断”是否更应该指那种皇帝不经过与士大夫讨论而独自做出的决断？此与本文所称臣下知情且提出意见但不被皇帝采用的“独断”不同，后者是否能够被认为是“独断”存在疑问。高波认为独断与共治分析框架更具探讨空间，独断与祖宗家法关系、独断背后所反映的君相关系值得仔细梳理。此外，张瑞龙认为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与晚清时期光绪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类比性，建议笔者参看康有为《官制议》，通过康有为对时局的认识，丰富笔者对宋代当时历史状况的想象。

    此次工作坊持续两个半小时，评议人眼光敏锐，思考独到，集体讨论激烈，大家观点鲜明，知无不尽，使报告人深受启发，极大拓展了本文深入修改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