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史学讲堂”系列讲座第66期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期讲座的主讲嘉宾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徐泓教授。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后滨教授与毛佩琦教授分别担任讲座的主持人和评议人。前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卜键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以及校内外同学数十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刘后滨教授首先代表历史学院热烈欢迎徐泓教授做客人大“史学讲堂”，并对中国人民大学明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毛佩琦教授则着重对徐泓教授的学术历程进行了回顾。 

     徐泓教授感谢人大历史学院的邀请，表示很荣幸到人大进行学术交流。接着，徐教授对“明代社会流动”研究的背景进行了阐释，认为在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来临之前，社会的阶级还是存在的，破除阶级之间的桎梏非常困难，但阶级之间是可以流动的。统治阶层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安定社会，必须要从下面的阶级中吸纳聪明能干者，底层社会中有才华者向上爬。何炳棣先生的著作“上升的阶梯”，即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就是对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流动的考察。徐泓教授还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人才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举是打破阶层固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中国古代各地的经济社会基础虽有差异，但中央对各地的科举名额都予以保障，各地的人才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到中央，当前的高考与之类似。西方近代以来，社会的流动速率很大，这是社会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过去认为明清两朝是一个停滞的阶段，来自西方的冲击才打破了这种停滞。但一些学者也认识到我们的传统社会并非是停滞的，也是一直在改变的，其实中国的明代、清代社会的社会流动并不比西方逊色。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是潘光旦先生，不过当时可用的材料不多，真正大规模通过档案材料研究人才流动的学者是何炳棣，他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找到了明代22科的进士题名录，以及清代的一些科举材料，何先生以计量史学的手段进行统计，算出社会阶层向上、向下流动的量。

 
    徐泓教授对何炳棣先生研究这一社会流动问题的背景进行了阐释，称何炳棣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情感很强烈的人，在从事历史研究的时候都是选择大题目，不盲目追随西方学者，以英文写作大的学术题目，以掌握在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徐泓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清史”研究对中国明清学术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也盲目跟着西方史学走，所做的一些相关研究不少是荒唐可笑的。这警示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要慎重吸收外来的学术思想，要分清楚是否有道理，不能瞎起哄。何炳棣先生研究明清社会人才流动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比，并不落伍。其对扬州盐商的研究、对清代会馆的研究，都是秉承着这一目的，这也是何炳棣先生学术研究的动力。

     徐泓教授还对其继承何炳棣先生研究的背景进行了介绍，他表示翻译何炳棣先生《明清社会史论》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其与何炳棣先生也因这本书的翻译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徐泓教授对何炳棣先生关于明清社会流动研究的具体材料、统计方法、分析结果和这一研究在西方史学史造成的影响等进行了介绍。指出，一些学者对何炳棣先生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批评和验证，他们认为何炳棣先生研究所依赖的样本太少，并不具备代表性。在大陆的一些档案材料公布之后，徐教授继承了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在更多的档案材料支持下，以更严格的标准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的结果进一步修正了何炳棣先生的研究结论：“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的50%，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也约略50%”，得出了56%对44%的结果，更加支撑了何炳棣教授的结论，具体而有效的回应了近年来学界对何炳棣先生研究的质疑，证明何炳棣教授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中，无论在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其开创的地位及获得的结论的坚实，都历久弥新，屹立不动。讲座结尾，徐泓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还对当前计量史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毛佩琦教授对徐泓教授的讲座进行了评议，认为这份报告对历史研究甚有启发。徐先生在何炳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将明代社会流动的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对弘扬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强调通过何炳棣先生、徐泓教授对明代社会流动研究所体现出的重要价值来看，研究历史就要研究大问题，而大问题并非空问题，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计量史学最能体现历史学的科学精神，徐泓教授对何炳棣先生研究的继承，虽然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但是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大有值得学习之处，并且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学术担当精神。

 
    李华瑞教授对徐泓先生传承何炳棣的学术研究表示称赞。同时，他还对宋以降平民家庭中进士出身比例的降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外，元、清的贵族社会形态可能也是有影响的。卜键教授对社会流动的渠道提出了疑问，彭勇教授则提出了“向上”社会流动的定义问题，询问徐泓教授在统计数据中的一些考虑。徐泓教授认为中国是官本位社会，科举做官就是主要的渠道，所以统计科举功名是有合理之处的。毛佩琦教授则强调，调和各阶层、维持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平衡状态，也是传统国家的一大职能。董建中老师介绍，何炳棣先生对他自己所翻译的西方清史作品有着较高评价，认为学术研究中，要对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当前清史研究中，很少会出现“贵族”这一概念，清代的贵族性难以表现出来。另外，元、清之间的科举形态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之后，在场的同学也积极参与了讨论。讲座在热情、活跃的氛围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