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在人文楼四楼会议室举办“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工作坊。欧洲科学院院士、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Poul Holm教授为主讲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社科院经济所袁为鹏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胡斌博士应邀参加。工作坊由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老师主持，历史学院侯深老师担任翻译，中国人民大学新奥讲席教授Donald Worster以及夏明方、朱浒、胡祥雨、胡恒、林展等老师，以及来自历史学院的若干同学参加了此次工作坊，共同探讨数字人文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黄兴涛教授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Poul Holm教授。Holm教授是欧洲著名海洋环境史学家，入选中国外专局海外高端文教专家项目，自今年四月来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承担海洋环境史研究生课程，并协助组织、参与历史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开展的多项活动。随后，黄兴涛老师谈到近年来，数字人文研究已然走入中国史学界，伴随着各种史料数据库的建设，量化历史、大数据正在带来新的学术风潮。人大历史学院正在进行以清史为主体的数字人文工作，地理信息系统、灾荒、清末民国社会调查都在积极建设当中。同时，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的结合也面临许多挑战。黄老师希望此次的工作坊能够启发数字人文工作者，共话历史研究之未来。

 
    接着，Poul Holm教授先介绍了自己的团队研究成果  《2015年世界人文学科研究概况报告》，分析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现状。通过阅读各个国家的报告、问卷调查，以及在全球各洲定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地组织学术研讨会等方式，此报告广泛调查了全球人文学科与学者的生存状态。它对人文学者如何定义自身、目前感兴趣的领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一个鸟瞰式的描绘。其主要发现是，人文学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尤其在金砖国家迅速崛起。最初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仍然是推动人文学者前进的原动力。和自然科学一样，人文学的价值同样在于知识的累积。而当下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对人文学的社会重要性有所忽视，但文化虚无主义只能是对责任的规避。人文学者要摆脱这种困境，就需要不断创新。这种创新将带来大量的可能性，比如大数据建设对非历史从业者的历史普及、可视化与未来公众媒体的结合、医疗人文学的新兴发展等。所以人文学科的危机并非全球性的，而人文研究通过和其他学科的对话，和社会议题的交流，也有着健康的基底。不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文学科确实面临不同的挑战。或者是欧盟那样人文学科的工具化，或者是美国那样对人文学科的预算压缩，或者面对来自意识形态的负担，但Poul Holm教授指出人文学者始终要保持最初的热情和好奇心，才能推动人文学的良性发展。人文学还有对综合平台的需求，但是这样的综合平台不应局限于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而应当扩展成为两种文化  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共同奠定世界范围内对数字化资源的分享和共同议题的合作研究的基础。

     在演讲的第二部分，Poul Holm针对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展开介绍。他提到，以往类比世界的知识垄断业已消失，我们进入到了数字世界，面对的是信息民主化的时代。知识运作和分享方式的变化，让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资源，变为某个方面的专家。新的社会变化要求大学等研究机构做出应对。因此，工程师和艺术家能够共事，历史学和地质学可能对同一个问题产生兴趣，这种巨大的变化与数字人文发展密不可分。在爱尔兰三一学院，Poul Holm教授与其团队正在尝试开展数字人文博士项目，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生聚集到一起，根据各自兴趣来规划培养方案，训练其核心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助手。

 
    Poul Holm的报告之后，参会人员进入到讨论阶段。夏明方老师首先指出数字人文给传统人文研究带来的巨大改变，但数字化也并非是全然新鲜的事，中国人就有精细统计人口、土地、赋税的传统。同时，结合自己对中国灾荒的研究，建议数据库建设要把人文、自然的因素都尽可能纳入，对数据本身有人文化的认识，而非被数字宰制。

     袁为鹏研究员结合自己经济史研究的经验，思考如何建设可靠性强的数据库。虽然对数据可靠性的困惑并不新鲜，中国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多样性和数据的不连续性，依旧需要从事数字人文的学者一直谨慎处理。

     梅雪芹老师则针对《2015年世界人文学科研究概况报告》提出了调查是否能涵盖多元化的人文学科，以及本世纪人文学科和上世纪相比的变化等问题。

     胡斌博士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经理，对此也颇有心得。他谈到当下人文和数字的融合趋势不可避免，数字人文学者和人文学者也不应该是截然二分的概念。同时，自己在数据库建设的过程中，发现历史资料提取数据的每一步都面临数据失真甚至错误的问题，为了减少误差，和同行研究人员进行交叉检查、选择连续性强的数据记载都是可靠的办法。而数据库建设完成后，信息的分享、平台的维护仍然面临困难。

     在研究清代地理与官僚结构的过程中，胡恒老师利用到一些数字人文的方法，也有了切身体会。他用主与客、人与数、虚与实三组关系来概括数字人文面临的挑战。技术学科的“硬门槛”与史学的“软门槛”让数字人文发展过程中有主客异位的风险；数字人文中的人被处理为无差别的的抽象数据，这让历史学最关注的“人”有隐没的可能；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可能会给历史学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未雨绸缪。

     接着，林展老师以自己所从事的量化历史对暴力、贫穷等状态的探讨为例，说明利用数字人文方法的必要性。一个县的暴力情况或许由传统历史学对材料的精细解读能够概括，但中国广大地域下的两千余县暴力状况只能通过长时段、连续性强的刑科题本等资料获得结论，因此量化历史、数字人文的方法定将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沃斯特老师对人文学的现状与未来持有同Poul Holm教授不同的观点，并且认为人文学科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将其研究路径以及研究目的同自然科学等同将会丧失人文学本身存在的价值。虽然Worster教授完全同意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合作的必要性，但是他强调人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思考方式对科学作为绝对真理的挑战。同时，他再次反观人文学自身，拷问其核心价值中的傲慢与自我中心主义。

 
    黄兴涛院长总结道，数字人文定将面临许多挑战，但我们有信心在这条路上前行。在数字人文的建设过程中，落脚点依然是人文。故人文学者应该更加具有人文自觉，并利用好数字化这个工具。近四个小时的工作坊在临近结束之时仍然意犹未尽，无论人文学科是否处于危机当中，数字人文给历史研究带来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发展人文学科，或者人文学科如何自救，仍然需要研究者们在不断的探索和再思考中寻得答案。

（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谭丹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