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史学工作坊举办“新书发布”系列讲座。本次讲座邀请新书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为主讲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陆扬教授为与谈人，围绕新书展开讨论。此次讲座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多位师生，他们主要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侃理研究员、中国国家图书馆高柯立研究员、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晗编辑、中华书局胡珂与李勉编辑等多位学者；本校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刘后滨教授，以及陈昊（远程通讯）、侯深、胡祥雨、高波、姜萌、林展、邱靖嘉、王静等多位青年学者和学生也列席其中，讲座由古丽巍主持。 

 
    座谈首先由方诚峰老师简述此书写作主旨。此书着重讨论北宋哲宗朝、徽宗朝历史，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其一为北宋中后期中枢政治体制的变迁，从神宗熙宁时期到徽宗时期，中枢体制从三省-枢密院制到垂帘体制、平章军国重事、平章军国事，再到哲宗亲政、徽宗朝的公相体制，随着君主、宰执人选的变化，因应不同的现实政治问题，形成独特的权力分配和运作方式。这些制度，既有纵向的延续性，又颇具特定的时代特色，呈现了北宋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弹性和多元性，超越了以往讨论君权或强或弱的二元思路。其一为这一时期以君主和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文化。士大夫对哲宗“圣人”式君主培育失败，导致了哲宗亲政后对“文字”的“极端”处理，彻底改变了北宋“涵养士类”的传统，致使士大夫精神逐渐丧失了独立性、责任感，仁宗朝以来的士大夫主体意识消亡，逐渐沦为皇权的附庸。而徽宗在努力超越其父兄的过程中，把士大夫追求“圣人”式君主目标最终变成了自我作古、自我神化的神性“圣君”，同样也是对士大夫政治理想的扭曲。这些阐述，揭示出士大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如何对政治实践发挥的引导作用，以及政治理想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的逐渐异化。两条线索交织并进，把政治理念、政治口号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透过“口号”，揭示口号背后一套政治体制及政治行动所蕴含的理念原则，从原则去映照政治实践的效果，超越党争、腐败这一类“现象”和“说法”，努力为北宋中后期纷繁复杂的历史提供更具包容性的解释框架，历史地理解政治思想，寻求理解王朝体制的新方式。

 
    与谈人赵冬梅教授、陆扬教授对于此书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均认为此书对北宋中后期的重要的“旧”问题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具有框架性的新解释，揭示出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理念内在关联，体现了北宋后期的政治逻辑。

    赵教授于制度史和北宋中后期历史用力甚深，对此书进行了全面而精细的解读。其主要意见有三，其一，认为本书对士大夫政治的发掘，超越了党争、腐败等传统思考路径，本书主题所强调的“士大夫政治”不仅包括了仁宗朝的辉煌和成功，也包括了哲宗亲政后、徽宗时期在政治上的无力，甚至是恶化，即士大夫政治的失败。需要继续深入思考的是，士大夫政治失败以后，士大夫群体还在，宰相作为士大夫在官僚队伍中的重要角色，如何在南宋逐渐形成的“权相”政治？“士大夫政治”这一概念应跨越南北宋，进行长时段的讨论，且“士大夫政治”这一核心概念的集中解释直至第三章才出现。其二，关于宋代皇权与士大夫政治关系的认识，士大夫政治是否应该包括“皇帝”？如哲宗冲龄即位，为士大夫制造“圣人”君主提供了机会，然而哲宗最终选择背弃士大夫教育，是导致士大夫政治失败的起点。宋代的士大夫找到了“致君尧舜”的路径，但帝制无法超越，君主是超越法制和士大夫政治的存在，具有不可控性，对士大夫政治提出的更深层次的挑战。其三，对一些概念，“说法”、“口号”与做法分寸感的把握仍需加强。如“主流政治文化”前后意涵不甚一致，思想共性所在仍需发掘。此外，赵教授还就“先帝意欲”的政治意义、“一道德、同风俗”的理解，司马光的理念与实际政治行为的关系，庆历新政、“嘉祐之治”与王安石新法的关联性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辨析，提出自己的理解。 

 
    陆教授谙熟中西史学，治晚唐五代历史尤侧重政治文化。此次讨论，陆教授对应唐史研究，把本书放在唐、五代、宋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就长时段历史问题的比较而言，陆教授提到唐宋政治史中都出现了“党争/党派”问题，唐史的“党争”与宋代有相似之处，党派问题不能简单以地域划分派别，如“牛李党争”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另一套官僚集团内部的政治规则，以此规则作为出入党派的标准，可供以分析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党派分歧。在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方面，本书令人注目之处在于重新解释了士大夫政治如何切入宋代政治实际权力运作，呈现了政治想象的模式与政治运作的关系的复杂性。如在处理元丰到元祐中枢体制的变化时，从皇帝对权力分割的政治意图推进了制度改革，从而在王朝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架构。而问题也随之产生，“君主的属性”是什么？这包括君主的权威如何界定、权威通过何种方式呈现；作为个人的君主在政治中的表达权威的方式，与作为君主制度、符号化的君主在整体政治的权威，二者之间仍需辨析。陆教授特别关注哲宗疾病时期与曾布的交流，君臣之间私密性的互动如何介入君主的生活世界，认为这是难得一见的政治史资料。然仍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政治史如何与生活史交集，如何说明哲宗朝士大夫政治的失败？徽宗朝的政治文化是本书的重要部分，虽然这部分的写作颇为描述性，稍嫌碎片化，但仍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这一时期政治的新观点。徽宗朝政治超越派别，其政治举措的思想资源更为多元，唐代历史上玄宗对宗教的利用，创造了新的政治符号，这也有助于理解徽宗与道教的关系。陆教授还就日常政治运作与理念的协调，对人事变化的合理性解释，主流与潜流的张力，司马光历史经验与政治经验对政治理念实践提供的资源等方面的问题贡献了自己的意见。

 
    包伟民教授也为此书带来他自己和一些无法直接参会的学者的阅读意见。认为以往宋史研究著作，往往无法超越宋人自己的分析框架，而此书的研究最为成功之处就是跳出了宋人自己认识宋代的框架。但同时应对三个方面的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其一，历史研究讨论的问题范围要与自己的研究框架“和洽”，对本书研究框架直接相关的问题不能回避，结论所需的支撑点要充分，那些没有讨论的问题不能有违自己的研究框架。比如北宋灭亡问题，在徽宗朝政治的整体框架下有何种意义？在此书的框架下能否有符合逻辑的解释？其二，概念的范畴和边界的厘清。比如士大夫政治文化，是否能涵盖当时政治全体？还是当时政治的一个侧面？垂帘体制是否可以算作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变异体？此外，真宗、徽宗时期皇权借用的道教是否也可以被纳入士大夫文化？

    刘后滨教授和高柯立研究员也分别就本书主旨和写作提出宝贵意见，刘教授特别提到，本书所提出的“士大夫政治”这一主旨如何与既往学界研究成说，如“国是”、“祖宗之法”等问题，建立关联？ 

 
    此次座谈，为与会师生展示了北宋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与谈人和发言人从多个侧面和角度阐释本书研究的优点和不足，给本书作者及与会者以极大启发。历史写作是学者永远的追求，希望在这样的问难往复的过程中不懈追求历史研究的新境界，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史学论著。

(供稿：古丽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