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阐释”与“公共史学”是2017年中国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公共阐释与公共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公共阐释论是否可以成为公共史学的学科基础理论？公共史学是否可以为公共阐释论提供实践性的史学样本？是否可以成为检视公共阐释论有效性的史学工具？这些问题都是当今史学理论应当讨论的重要问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邀请公共阐释论的提出者张江教授与国内部分青年史学工作者，在12月30日举行专题讨论会，就上述相关议题，进行对话与讨论。讨论会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温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参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首先代表学院致开场辞，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在元旦假期来到人民大学，围绕“公共阐释与公共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专题讨论。黄老师指出，历史是对过去的认识，依赖于史料的记载，这就必然有限度；历史学要有全局性的视野，只有把握了全局才能解释部分；在史学研究中，要加强公共性和理论性，将叙事能力与哲学思考相结合；年终岁未，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围绕“公共阐释论”进行主题讨论，非常有意义。

 
    “公共阐释论”的创立者张江教授随后进行了主题演讲，向与会者阐发了他提出“公共阐释论”的缘由、“公共阐释论”的基本内涵。张江教授指出，“阐释就是为争取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不被别人承认，阐释就没有意义；“公共阐释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阐释是一种主观性的选择，但是阐释者不能进行强制阐释。在演讲中，张江教授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就阐释而言，历史到底是什么？就历史而言，阐释到底是什么”？“历史阐释的标准何在”？“历史真实是事实真实？还是一种文本真实”？“个体性阐释能否/如何变成公共阐释”？这些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也值得中国史学界关注探讨。

 
    主题演讲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书记刘后滨教授主持。刘后滨教授和张江教授就“史”与“诗”的关系及如何阐释问题，进行了讨论。刘老师认为，通过对“唐史”与“唐诗”关系的细微研究，可以为“诗与史”关系的澄明性阐释提供很大启发。

 
    在随后的论文发布部分，陈晓华教授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献学研究中的阐释问题。陈胜前教授通过对中国考古学范式的反思，对“考古阐释”的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认为高层次的考古阐释是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公共阐释。侯深副教授以“公共史学与象征符号的隐匿故事”为题发言，认为人们对环境符号有一种既定的理解，历史学家有义务打破这种既定的理解，去呈现背后的原因故事及其复杂性。费晟副教授指出，“作为一种专门史的环境史，主要的目标是研究历史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景观变化、环境思想、环境整治或治理；作为一种历史阐释方式的环境史，主要的目标是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叙述世界历史进程”。

     高波老师分析了中国史学阐释模式的古今变迁，认为每一种文体背后，都会有自己的一套阐释策略，当代史学需要在进一步探讨阐释与叙述的关系。顾晓伟老师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三次浪潮进行了梳理，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公众性的学科，要对社会发挥自己的影响，不能仅仅关注史实而脱离致用性”。黄振萍副教授通过对明清以来关于朱元璋美丑两种画像解读的文本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史学研究“既要探寻本质真实，也要探索现象真实”；“在阐释历史时注入了生命和意识，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才得以实现，形成了丰富的历史阐释世界”；但是阐释如何避免“以古度今”或“以今度古”，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姜萌副教授通过梳理百余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的探讨，认为“史学工作者通过公共阐释让人民大众接收历史知识，历史知识在人民大众的理解中转变为公共意识，并进而产生公共理性认知。这是史学建立和人民大众关系的必然之路”。王文婧老师结合16世纪中期法国纯洁派通过阐释重塑自身历史并形成了严重历史后果的案例，指出有些非常有影响的阐释不一定是真理，但仍对人的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指导作用。

     王坚副教授通过对清代学术史中有关“中州夏峰北学”的书写问题，检讨了此前清代学术史阐述取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中可以看到，原本具有公共性的学术思想流派，其公共性会在片面化的学术史书写中被遮蔽掉，通过梳理，可以还原其公共性。杨祥银教授提出，阐释学对口述历史的最大影响就是带来了叙事转向，公共阐释论可以作为口述历史的理论基础之一，因为理解和阐释的主体是人，口述历史不仅仅是要保存史料，更重要的目的是促进交流主体间的共享理解。张雨副教授结合中国古代史中的“封建”问题，对“阐释中国史的旧话语和新可能”进行了讨论。周东华教授借助“卢比孔河”案例，分析了“史料、阐释与公共记忆再造”的问题。周老师认为，过去史学家根据史料构建和阐释的历史，似乎理所当然的成为公众理解和认知这段历史的公共记忆，实际上史学家基于史料及阐释而形成的公共记忆，是建立在有选择的真实基础之上的；公共史学意味着可以为公众所接受，也允许公众不接受，是多元的。

     会议最后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李红岩研究员和孙辉编审分别对讨论会进行了总结。孙辉指出，此次会议围绕公共阐释这一主题，各位年轻的优秀学者进行了精彩发言，丰富了公共阐释理论。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历史不是一门时间静止的学问，只要不能穷尽历史认知，任何历史事实都面对着细节的颠覆性和挑战性，随之而来的是解释的丰富性和意义的多样性，历史相对主义正是从此切入，寻找其所谓“合理性”。如何克服历史相对主义？公共阐释论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有力的解剖工具，因而具有重大意义。

 
    李红岩研究员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感谢本次主办活动的主办方和各位到场的学者。他认为，从历史学的不同领域对“公共阐释与公共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多方位阐述，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的重要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要建设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史学界来说，急需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公共阐释论”，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提供了优质的学理基础和思想平台，为不同领域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应用、讨论、发展的广阔空间。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汲取古今中外丰富的阐释学资源，守正开新，在继承性中呈现时代性，在时代性中呈现创新性，以公共阐释论为学科基础理据，以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为目标，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必将在新时代走向辉煌。公共阐释论具有宽广的涵盖性与包容性，因此学者们借助“公共阐释论”这个“抓手”，既可以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做出更多贡献，也可以实现与本学科专业的结合，促进专业领域的发展。

 
    讨论会气氛热烈融洽，参会学者围绕公共阐释的意涵、边界、公共阐释与历史阐释的关系、公共史学是否可以实现公共阐释、公共与公众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圆满达到了预期效果。据悉，2018年，相关研究机构将围绕“历史阐释学”开展更加深入的系列性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