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014年7月14日），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乌云毕力格教授邀请，美国耶鲁大学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来中心进行了题为“军机处的制度史考察”的讲座。乌云毕力格教授因事未到，由本中心宋瞳老师代为主持，此外，清史所董建中副教授、安海燕老师，以及硕博研究生共20余人到场聆听，并与白彬菊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教授以英语演讲，由来自台湾的孔令伟同学协助同步翻译，使得在座人员得以精确领会。

     白彬菊教授是美国清史学界研究军机处问题的先行者，其于1980年写就的博士论文：《朱笔：清代军机处奏折制度和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The Vermilion Brush: The Grand Council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n Mid-Ch'ing China"），是英语学界首部研究清代军机处制度的重要文章，该文后以《君与臣：清朝中期的军机处（1723 1820）》，（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之名，于1991年出版。目前该书由董建中副教授翻译为汉语，即将于国内出版。借此良机，中心特延请白教授莅临，与本所师生畅谈关于军机处，以及清史学习和论文写作中的相关问题。

负责翻译的孔令伟同学

 
    白教授在讲座中以三个问题为中心进行展开。首先是军机处的成立时间。白教授特意提出，至今为止，军机处的成立时间仍是悬而未决，争论不休，但她个人并不赞同军机处成立于某个具体时间的简单看法。她认为，雍正时期，雍正皇帝成立了诸如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考府、军需房等一系列各有专责的松散机构，由皇帝本人总责其成。及至乾隆继位之初，这些机构所负责的所有职务被总括入军机处，至此，军机处才完成了作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变化。如果硬要加上具体时间，她认为当在雍正驾崩到乾隆二年之间。另外，白教授还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做了比较，在她看来，雍正经历九子夺嫡的争斗后，对权力有强烈的危机感，这决定了雍正皇帝不可能成立任何权力非常集中的政治机构。而乾隆皇帝则没有对权力的紧迫感，敢于放手将事务处理交给大臣。

    其次，白教授介绍了关于军机处发展的问题。军机处自雍正至嘉庆朝，经历了一个自秘密机构到政府权力中心的过程。白教授认为，军机处出现时作为内廷咨议机构，逐渐发展为管辖范围无所不包的权力中心，其间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在雍正时期，军机处更类似临时设置的秘书处，最被皇帝看重的是其秘密性。在军机处，事务处理是一个内廷与外朝的沟通过程，这种特性也让随后的皇帝乐于继承这个机构。雍正末年到乾隆初期，军机处规模迅速扩大，白教授认为，张廷玉其人居功甚伟。他不但将相关事务处理的井井有条，还逐渐将汉大臣更多引入军机处。白教授表示这是她今后的研究重点之一。经过长期铺垫，军机处在乾嘉时期最终定型。

    最后，白教授提到了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她认为，军机处在成为权力中心的同时，也反过来对皇权产生了制约，因为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向皇帝提供不同资讯，可以对皇帝的决策施加影响。另外，随着时代发展，军机处逐渐扩展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与六部、翰林院等机构的职务发生了冲突重叠。

    另外，白教授还以自己人生、治学经历为例，向在场师生们介绍了自己的治学、写作经验。白教授特意提出，她求学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满文资料都有相应汉文本，故不需学习满文也可进行研究。但她自己通过对比档案，发现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和丝纶簿之间存在内容差别。之后又发现满文档案中大批并未相应汉文档案，因此遍访台北、北京等地档案馆查阅比对，历经十年时间写就博士论文。白教授介绍，耶鲁大学并不要求清史学生必须学习满文，视其个人研究方向而定，如若研究边疆民族、旗务、军事则必须学习。而哈佛大学则要求清史专业学生必须学习满文。在学习方法上，耶鲁大学要求学生从档案入手，尽量阅读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

    整个讲座持续时间一个半小时，白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与经历，与在座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本次中心讲座活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暑假期间仍吸引了大量师生慕名而来，提供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

（文：宋瞳 摄影：魏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