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八讲在线上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胜前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古国与酋邦：中国文明起源理论研究的思考”的精彩报告。50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陈老师通过有关夏朝的争论引出了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文明起源，指出该问题涉及两个关键领域，其一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化及其机制，属于普遍性的问题；其二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历史与现实意义使其成为一个特殊性问题。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理论。第一种是酋邦理论。它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60、70年代，主要倡导者是塞维斯。1980年代，美籍华人张光直先生将这一理论引入国内，成为一种解释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理论。

酋邦理论本质上属于人类学理论，其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前半叶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倡导者塞维斯又是新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该理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外部，“二战”后随着美国在科学研究领域建立起绝对优势以及全球主义的形成，开展跨文化研究成为可能。当时整体的学术氛围是强调科学方法，致力于寻找统一的社会发展规律和机制。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兴起以及美国相对薄弱的历史传统也助长了科学性对于人文性的压制。在内部，功能主义人类学、新进化论的兴起以及民族志材料的全面整理，都为酋邦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按照塞维斯的观点，文明的发展需要遵循“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的演进路径，其中酋邦这一阶段具备四个要素，即（1）制度化的权力机构；（2）贵族集权；（3）神权；（4权力世袭。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而权力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关于酋邦与国家的本质区别，陈老师认为并不仅仅在于武力的程度、官僚系统的规模等，更在于双方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对此，陈老师提出一个塞维斯未予足够关注的重要概念——分节社会（segmental society）。它是一种缺乏神经中枢的社会形态，是酋邦的社会基础；而国家的社会基础则是非分节社会。前者是沙粒状的，各自独立；后者非独立的，与政治组织密切关联。

在陈老师看来，酋邦理论是一种观念至上的、试图解释文明起源的普适性理论，其立论的材料基础是塞维斯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民族志材料。但是塞维斯没有考虑到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条件，他所使用反映古典文明的考古材料还处在雏形状态，因此从中提炼的理论难以解释较成熟文明的复杂状况，局限性十分明显。

第二种文明起源理论是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6年提出的古国论。它产生的外部背景是：建国后作为“金科玉律”的苏联考古学陷入理论困境与停滞，迫使中国学术界必须重新回归考古材料，回到中国自身，去研究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界又需要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审视中国文明。内部关联则是：随着中原与红山文化的发现，以及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迫切需要提出一种理论，用以结合中国古史文献来完成对中国上古史的重建。

古国理论有三个基本内涵。苏先生首先基于自身的考古学实践并结合区系类型理论，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论，在此基础上，又陆续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 三部曲、“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草原续生型”三模式。

陈老师认为，提出古国理论的目的在于概括中国文明起源的形态，而非解释中国文明为什么起源，应将古国理论视作一个集“问题-理论-方法”于一身的综合体，用作引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纲领和统率一个学科、一个时期研究的范模。这个综合体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所立足的理论基础是考古学文化论，所运用的方法是类型学。

关于上述两种理论，学术界目前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人类学式、科学的观点，认为酋邦理论具有普适性，强调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可以采用该理论。第二种是历史学式、人文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酋邦理论不能统合世界文明，应该采用古国理论。第三点是折中的观点，认为两种理论都存在价值，但指出古国理论存在诸多不足而有待完善，因此仍是以西方为尺度。对此，陈老师又提出了自己所秉持的第四种观点，即认为两种理论都有价值，但不应以西方为尺度，而应实现超越。

要实现超越，首先应对概念进行辨析。就文明起源而论，需厘清三个概念。第一是“国家”。国家是现代主义构建的产物，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是有别于氏族，在于按地区而非血缘而设立的用于统治的公共权力”。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国家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公共产品剥削的工具，又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19世纪出现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其民族认同是在历史的基础上构建的。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本来是丰富多样的，然而当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后，几乎所有社会都被改造成这种“国家”的面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考古学研究者开始把民族的概念延伸到史前时代，试图在史前时代找到民族的前身。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社会组织层面是否具有古今一致性。实际上，史前时代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是丰富多样的，难以用一个统一标准进行衡量。

第二个概念是“文明”。所谓文明，是指在复杂社会状态下各种文化成就的总称。传统文明的基础是农业，而农业的本质是控制动植物、土地、劳动力进行生产。因此，农业社会的核心在于控制，而权力的本质正是控制。至于文明与文明间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系统控制状态、效果等方面的差异。

第三个概念是“酋邦”。如前所述，酋邦也是现代主义的产物。酋邦理论高度强调再分配系统的重要性，一如传统思想家对某单个因素（如冲突、战争、人口、阶级斗争等）的强调。它虽经民族志较充分的证明，却未经受古今考古材料的充分检验，因而在能否代表古今中外一致性的问题上仍然值得商榷。同时，酋邦理论的普适性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它立足于次生的、处在边缘地位的民族志记载，而非直接的、居于中心地位的历史与考古材料。

陈教授认为，文明起源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话语体系问题。要想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进行比较，首先需要引入一种元概念——社会复杂性。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演化包括自组织、自适应、博弈与决策三个层面，它又是不断进化的。在这一点上，酋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复杂性的起源，古国理论关注的则是社会复杂性的整合。

从视角方面来看，酋邦理论同过程考古学一样，都强调要站在客位、人类学、科学的视角，剔除历史、地域和主观能动性等因素，其本质仍是西方的视角，因而不免带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相比之下，古国理论更强调要站在主位、历史学、中国的视角。这是因为，历史学具有塑造群体价值观的功能，而在构建中国史前史的过程中，需要站在主位的视角，以求在充分理解与尊重中国自身物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实现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再创造。

从理论基础方面来看，酋邦理论的预设前提是：（1）社会复杂性的演化有其宏观的规律；（2）存在作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因素；（3）存在促进文明进程的一般因素。古国理论的基础则是：（1）社会规律的检验需要依靠实践，而实践本身则要考虑历史与社会背景以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2）社会科学规律多为不同的视角与情境，可能同时具有合理性。如果说酋邦理论是一种将宏观与微观统一起来而建立的统一的、排他性的理论解释，那么古国理论则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发挥了中国学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包容不同视角的理论。

古国理论的一个逻辑基础是古史传说。古史传说并非只是神话，而是有待通过考古发现进一步加以验证的历史。目前已经得到验证的古史有商王世系，尚需进一步甄别的古史则有五帝时代和夏朝。古国理论的另一个逻辑基础是考古发现与区系类型理论，其中区系类型理论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它相比古史传说而言是更加信实可靠的。当然，古国理论目前也面临一个归纳提炼程度受限的问题，即能否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结合程度究竟有多高的问题。

陈老师又举出良渚遗址、石峁古城、红山文化等具体例证，从这些考古材料中归纳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具有以下特点：（1）多地区性、区域不平衡性、区域非连续性；（2）多阶段性；（3）多模式；（4）多元一体连续历史。他又剖析了为什么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如此之晚，其外部的制约是，当时国内战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运动接踵而至，使得现代性主导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内部的制约则是现代性主导了社会演化史研究，造成对中国文明本身的研究并不重视。而古国理论的提出，意味着我们正在回归中国文化传统本位，由以往观念优先回归到实践理性。

之后，陈教授对未来古国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一）古国理论的重构需要新的思想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实现主客体相融，即（1）借鉴后现代性；（2）将物质遗存视作一种承载着人类文化与精神的、具有意义的载体，而非只是古人遗留的客观材料；（3）反对排除历史的纯考古学研究，要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其二是回归实践理性，结合纯粹理性，即（1）像马克思主义、酋邦理论那样从理论出发进行演绎；（2）从实践出发进行归纳；（3）运用类比方法构建古今一致性。其三是吸收融入新的理论。

（二）古国理论需要与物质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即（1）不局限于原因的探讨，关注文明形成的过程；（2）研究中国文明进程中物质文化意义的形成；（3）拓展研究的范畴，研究多样的物质材料，关注“中国”物质的文化意义。

（三）古国理论需要参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沟通古今是历史的主要意义所在，而历史的最高任务在于理解事件的意义，其应有之义自然是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意义。这就需要中国学者立足现实，建立主位的中国史前史，摆脱过去只能通过西方的“客位”视角和话语体系叙述中国历史的窘境。

（四）古国理论应与考古推理结合起来。应当拓展中程研究，在更好理解的基础上，结合高精度的田野材料，更精确地解读考古材料。此外，还应合理地利用好古史传说。这是因为，古史传说作为直接历史与历史模型，可靠性要远高于酋邦理论的立论基础——民族志材料。

总之，陈教授认为，酋邦理论作为人类学理论，立场是客位的，它试图成为一种可以跨文化、具有古今一致性的科学规律，是一种以解释为中心的理论。而古国理论则引领中国考古学研究，具有主位的视角，是以理解为中心、偏向人文的理论。综合来看，古国理论可以包容酋邦理论，基于新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发展，我们可以充实与更新古国理论的内涵。

报告结束后，同学们就“何以酋邦理论在于解释、古国理论在于理解”等问题与陈老师进行了互动交流。

（李彦朴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