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宋代母、后政治位置的社会、文化思考

     2018年10月12日下午，“人大史学讲堂”第七十四期在人文楼三楼会议室举行，主题是“宋代母、后政治位置的社会、文化思考”。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北大文研院特邀访问学者刘静贞教授主讲，历史学院包伟民老师主持，李全德老师评议。此外，历史学院刘后滨、皮庆生、马利清、王静、陈昊、张亦冰等老师以及数十名硕博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刘静贞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代表性论著有《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不举子  宋人的生育问题：杀子、溺女、堕胎》（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同时还翻译了刘子健、寺地遵等学者的著作。她长期关注宋代政治史、女性史，并对宋代墓志书写材料有一定研究。 

（左：包伟民老师右：刘静贞老师）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女主政治一直是女性史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刘静贞老师以北宋三位曾经垂帘的母后（章献明肃刘后、慈圣光宪曹后、宣仁圣烈高后）为例，尤其注重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和身份，考察她们的形象在政治运作中和传统社会文化理念的影响下，如何被形塑，进而思考唐宋以来女性形象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变化。

     讲座开始，刘静贞老师首先提出了自己对政治史和社会观念史研究的一点体会。在史学研究中，为了避免将政治权力斗争简单化，要注意其中的历史情境与人事运作。而涉及政治运作中的社会文化理念，要注意原则性规范同实际执行的差异，同时还要关注论说的力量以及日常与非常的区别。随后，刘老师以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为例，细绎文献记载，指出皇太后权同听政的条件是皇帝年幼或帝疾不能视事，在高太后摄政的背后，有外廷朝臣和宫内宦者的共同作用。同时，还让大家思考：神宗的妻子向皇后和哲宗生母朱德妃在当时垂帘之治下，后与母身份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因皇帝年幼、帝疾不能视事及先帝卒崩而遗诏太后处分军国事，实际是母权或妻权的体现。而在相关理念论述中，为了保证皇帝一元统治体制，皇太后因皇帝尚需称臣（儿臣）有优位性，皇后因与皇帝共受天命、取得奉宗庙的资格具有正当性。章献明肃刘后与宣仁圣烈高后都有襄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经历，但刘后的权势积累更多一些，她们作为皇后时不能介入政务，但成为太后，为了“保兹皇绪”，可以处分军国事。那这到底是一种权力（power）？还是作为母亲的权利（right）与义务？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追究。

（李全德老师点评）

 
    刘静贞教授总结说，“母亲”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的产生，既有学术性也与个人的经历有关，“母亲”的形象在社会中如何被认知是饶有兴味的话题。她胪列了自己过去的一些研究，例如：《不举子》中女性放弃抚养孩子时面对母职的无奈；墓志材料中有关女性妇德的虚美誇饰，实际是一种理想的坚持；刘向所编《列女传》中的《母仪传》和《仁智传》的分类标准，实际是依照男性成功与否为判断标准的，而其编写目的更多地是作为历史教材而非史传之书。此外，研究者自身的当代文化框架也对研究者具体研究取向有关。例如，过去有关女性史的研究，因为现实社会中各种对女性的规矩和限制，加之材料大都为男性书写中的理想典范，更多地看到的是历史上女性悲苦受难的一面。但随着女性地位的上升，日常生活实践中也有不断挑战父系规范的行动，寻找历史上女性主体地位的研究也自然增多。总之，历史研究是复杂的，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真实生活与理念体系彼此影响和相互形塑的过程。

     最后，刘静贞老师讨论了“宋人对‘母/后’政治权力的认知”。她指出，“权处分军国事”之“权”字，体现了暂时性。先帝皇后的身份协助了帝系的继承，今上母后的身份代行皇权，扶保幼主。既是“后”又是“母”的身份才保证了权力的合法性，但也说明其本身的过渡性。英宗时期，慈圣光宪曹后最终在韩琦的坚持下，撤帘还政之事可谓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宋代有母后垂帘，却不像唐朝有武后称制之事。当时宋代士大夫也多要求太后要“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成为真正的“赵家老妇”，就连章献明肃刘后也自言：“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参会老师合影）

 
    演讲结束后，李全德老师作了精彩点评。李老师提到母亲角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特殊性，他认为宋代之所以没有出现武则天，更大程度上与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功有关，同时宋代的后妃背后基本都没有太强大的外戚势力。此外，他还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即两宋的历史的始与终也跟女性有关，从牵扯进皇位继承的杜太后到投水殉国的杨太妃，两宋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女性史。

     刘静贞老师作了回应，现场讨论热烈，在场各位也深受启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年慧龙供稿，吴同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