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 2020年系列讲座第二讲在线上举行。著名医疗社会史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余新忠教授应邀作了题为“观察与省思：20世纪以来中国的疾病与公共卫生”的精彩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60余位师生参与活动。  

   余教授首先以新冠疫情为例，认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对于现实社会的意义，并不在于其为某种突发性灾疫提供直接的应对之策，而在于推进相应的学术研究，进而以此促进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提升。就疫病的性质而言，余教授认为，瘟疫不只是天灾，也是人祸，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瘟疫是人和自然互动的结果；二是人类社会的行为习惯和对灾害的应对方式可能导致次生灾害。至于疫病与公共卫生的关系，余教授指出，虽然疫病始终与中国历史相伴而行，但并未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系统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机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体系，是近代才出现的新事物，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不过在新知识、新制度引入之后，疫病又成了促成公共卫生事业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的一种契机。     

余教授继而以统计图表的形式概括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疫病发生、演化的的总体状况，指出，民国时期或者说20世纪是有史以来疫病相对频发的时期，不过由于近代以来疫情登记与统计机制的发展，使更多的疫病得以被记录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大民国疫病在历史上所占的比重。之后，余老师列举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主要疫情，认为在上半叶，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对社会威胁较大，但导致死亡最多的却非学界讨论最多的天花、霍乱、鼠疫等法定传染病；而到了下半叶，造成较大影响的往往是因特别机缘引发的非烈性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

（余新中教授近照）

余教授重点讨论了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艾滋及新冠这6种疾疫的发生以及相应的社会应对情况。通过清末东北鼠疫的防治案例，他认为鼠疫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机构和卫生行政的创设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指出这一进步的真正的动力乃是当时特定的局势和中国人对自强进步不懈追求。关于霍乱，余老师表示，对西方而言，此病主要对公共卫生的发展、城市下水道的建设及细菌学说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对东方来说，近代以来发生的霍乱，则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以及清洁、防疫与卫生观念的普及，尤其是20世纪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清洁为基本诉求的群众性卫生运动。谈及天花，余教授承认晚清以来随着疫苗的开发和使用此一疾病逐步消失的客观事实，但同时指出，正是对天花的胜利，使人类对现代医学的信心过度爆棚，不利于对疫病及其防治的合理认识。通过讨论血吸虫病，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血防运动，余教授着重分析了群众性运动式防疫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此一方式虽然多快好省，但往往忽视科学，流于表面。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逐步流行的艾滋病，余教授根据该病的特殊性，讨论了仅仅从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层面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所具有的局限和困境。

最后，余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省思。首先是人与瘟疫的关系，指出瘟疫与人类始终共存同行，它虽非人的朋友，也不宜视为要加以征服的敌人，它只是我们必须学会与其共生共存、和谐相处的客观存在。其次是疫病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后者的着眼点虽然与维护健康有关，但其动因往往都不无社会、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最后，通过讨论研究者和医学界对艾滋病的反思，余教授指出，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和仅从公共卫生出发解决卫生的认知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卫生问题必须要考虑其社会、文化等因素，立足社会，多学科、多部门、全方位、协同式地加以解决。    

在评议讨论环节，夏教授指出余教授的研究视野开阔，其思考超出了选定的20世纪研究时段，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防疫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理解。他肯定余老师对人与疫病关系所作的论述，强调我们确实不能将疫病仅仅归纳为天灾，也应该从社会层面探讨疫病的发展历程。在应对疫情时，我们不反对以科技为主导，但也不能把科学和社会隔绝开来。最后，同学们就天花、疟疾以及疫病的防治工作等问题，同余教授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

                                                                                                           （供稿人：韩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