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下午，继丹尼尔·罗杰斯教授“山巅之城：一个文本的故事与美国例外主义的发明”演讲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13教室进行了主题为“‘山巅之城’与‘文明之邦’：中美历史上自我认知之比较”的学者对谈。此次对谈的双方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罗杰斯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主持了本次对谈，美国堪萨斯大学荣退教授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担任引言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师陈昊、侯深担任翻译。

     罗杰斯教授是美国政治思想史的顶尖人物，杨念群教授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的著名学者，二人在沃斯特这样的环境史大家的挑战与提问中进行对话，对中美历史上的自然认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杨念群教授首先回应了罗杰斯教授的演讲，他从罗杰斯教授新著《作为山巅之城：美国最著名的布道故事》（As a city on a Hill：The Story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Lay Sermon）入手，提到美国例外论的几种表现：美国边疆史学派的鼻祖特纳（Frederick. J. Turner）对美国在边疆开发中孕育了自身独特文明的讨论；欧洲著名社会学家桑巴特（Wemer Sombart）提出的关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著名问题。除上述两点之外，杨教授还认为美国存在第三种例外的表现，即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正是美国在二战后试图推广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的原则。杨教授据此指出，例外论是普遍论的先驱，例外论也可能走向普遍论。

     基于此，杨教授就中国本身的历史和特点，指出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可以视作例外向普遍转换的过程，这其中有三个关键词：“中国”，“天下”，“大一统”。“中国”强调和异族的差异性，“中国”最早是非常小的中原地区，周边被外族环绕，如此产生了华夷之辨，其对抗性是中国最早的特点。“天下”强调如何消弭夷夏之辩带来的差异；“大一统”则思考怎样将天下观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操作之中。这三个概念是理解中国政治文化、政治史非常关键的词汇。如果从例外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词汇体现了中国从例外向普遍转换的过程。杨教授随后指出，很多中国曾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变成了一种例外。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是：如何将自己从例外的角色加以改变，从而融入到西方普遍意义的历史中去。但中国人也意识到西方制度的不足之处，因此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有回归自身传统的一面。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批人也强调发掘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价值，走具备中国自身传统的道路。

     罗杰斯教授做出如下回应：首先，他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体，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家；但是作为一种文明，它却是古老的，是西方的延续，与欧洲相连接。接着，他对普遍主义进行了说明，认为普遍主义与例外主义密切相关，普遍主义是影响多国的，英国、美国，中国都有普遍主义的传统，他们确实有一个普遍规则的概念，都认为自己是普世性的国家，可以指定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效仿的规则，所有其它国家都要仿照他们；美国继承了源自于英国的，要成为普遍性国家的观念。最后，教授指出，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起，就一直存在美国是否应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一些美国人在这方面投入很多努力，如传教士在世界范围内的的活动、联合国的建立，一些出于国际贸易建立的机构（世界银行）；但是自越战以后，在美国国内有了反对美国主导世界的声音，认为世界人民可能并不需要美国单一力量的主导，这被视为反普遍主义观念。该观念认为，我们不需要都变的相似，而是要“和而不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概念，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想象。

 
    沃 斯特教授随后提问道，在1980年代，里根引用了“山巅之城”的概念，认为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都要效仿美国；同样，过去40年间，中国也兴起了关于例外的想法，认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未来将会取代美国，中国制订的规则也会被世界效仿。因此，是否可以说中国和美国在同一时期产生了相似的想法？两个国家是否具备同样的自信？

     杨教授回答道，二战后初期美国主导了世界，引领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其自负也达到了顶峰；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受到欺侮，总是很自卑的，虽然中国在抗日战争背景下成为五大强国之一，但本身的自信心并没有起来。中国的自信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之后逐渐产生的，但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制度更加完善，中国很多制度与经济发展并不匹配，所以这样一种自信还是有待检验的。

     随后，沃斯特教授提到了古（AGE）和新（NEW）的具体含义。18世纪美国发生了革命，而中国革命发生在20世纪，在这种意义上，现在的中国比美国要年轻得多，因此，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当一个文明试图摈弃过去，尝试创造全新世界时，古老文明的意义何在？究竟何为老，何为新？

     杨念群教授回应道，老和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原本中国古老的普遍观念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变成一种例外，我们现在使用的观念和方法，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与古老的文明有着断裂，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老就是新。从例外论的角度，现在有一种趋向：力求与普遍主义保持距离，回到我们古老的传统，使我们变得更加旧；但是让我们变得旧是很难的，我们现在已经很新了，这一关系如何处理值得思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又很旧，很多文化、习惯有待改进。因此在中国自身的文化中，新和旧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互相联想，互相借鉴。

     沃斯特教授还就本次对谈的题目“山巅之城”与“文明之邦”进行了提问，他指出按照罗杰斯教授的说法，“山巅之城”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那么“文明之邦”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吗？还是新的概念？在中国当今的语境下如何看待自己“文明之邦”的概念？

 
    作为本次对谈题目中“文明之邦”的提出者，黄兴涛教授作出了回应，认为中国的“文明之邦”既是古老概念也是现代概念，中国古代即有文野之辩，即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而自身以外的文明是未开化的或野蛮的，但现代人所讲的文明概念，的确与古代不同，是以进化论为前提。中国古代认为最文明的时期是三代，而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最好的文明是在未来。所以文明之邦到底是古代的含义“文野之辩”，还是现代文明国家呢？前者是自古就有，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认知；而中国被西方化的过程中既保留了传统的认知，同时吸收了了西方的概念，因此这个概念变得远为复杂，无法以简单的新旧界定。黄兴涛教授解释之所以选择“文明之邦”来对应“山巅之城”，是想强调中国也有这样一种概念，即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如此构成了类似于例外论的观点。杨念群教授接着补充道，“文明之邦”唤作“道德之邦”或“礼仪之邦”可能更为合适，中国没有人格神，时常以道德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文明，并认为拜人格神的西方是一种异端。

     随后沃斯特教授回到了山巅之城的隐喻上，他讲道同中国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一样，美国也一直强调自己是道德之城，温斯洛普在使用山巅之城时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那么当里根使用这个词汇时，是指宗教意义上的山巅之城，还是指美国作为资本主义最富裕的国家成为山巅之城？

 
    罗杰斯教授回应道，1969年里根第一次使用“山巅之城”概念，是在伯克利校园反主流文化运动，即呼吁“不要战争只要爱”反战背景之下。当时里根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不这么做就会变成发动反主流文化的邪恶的“伯克利大学”。此时里根强调的是基督道德，强调乡镇价值观。但在他后来的演讲中不断地对之进行加工，如“璀璨的山巅之城”，“绿色的、惬意的土地”。这时候，该意象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不过当他在成为总统后使用“山巅之城”的意象初期，冷战还没结束，此时美国还不确定自己的“例外”能否成为世界的普遍性规范，所以还是透露出焦虑的情绪而非胜利的宣言。但在后期使用的时候，宗教意味已基本消失，资本主义成为美国世俗的宗教。

 
    在最后的总结部分，杨念群教授指出，例外论对中国史学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近代中国是从封闭的传统走向一个普遍意义国家的过程，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我们在走向普遍标准的过程中，如何保留自身文化特性，如何再创造自身的传统，例外和普遍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框架。罗杰斯教授指出，世界上的国家面临发展有很多种选择，没必要都学习一种模式，因此福山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还要深入研究一些古老的迷思，探讨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们又是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要知道，正如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谈过后，在场观众积极提问，部分提问者接受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罗杰斯教授新著的赠书。本次活动在热烈的讨论中完美落幕。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蓝大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