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2日下午3:00，应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的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方在庆研究员做客自然与文化系列讲座，作了题为“爱因斯坦与德国科学的兴衰”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肖显静研究员应邀出席并作评议，唐纳德•沃斯特教授、夏明方教授和校内外师生参加讲座。讲座由生态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侯深副教授主持。 

 
    方在庆研究员首先从Fritz Sterm、Fritz Ringer等学者的学术著作入手，指出，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自然科学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完成了科学的体制化工作。德国科学的这种发展态势，本该使二十世纪成为德国的世纪，但也正是在二十世纪，德国先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并都以失败告终，遭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学家出走美国，二十世纪最终成了美国的世纪。这样的历史现象促使我们思考，德国科学产生如此巨大创造性和毁灭性的根源何在。

    顺着这样的思路，方在庆归纳了德国科学事业发展的特点。他认为，德国科学是一种在内外压力之下产生的“追赶型”创新，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德国科学在起步之初就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多中心格局。而自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德意志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使德国科学发展形成了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独特路径。在这一进程中，一大批海外学成归来的科学家都为德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阿尔霍特夫的推动下，德国科学体制化工作逐步完成，形成了著名的“阿尔霍特夫体系”，造就了一支优秀而又年轻的教师队伍，使普鲁士一跃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德国也成为当时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此外，歌德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也为德国科学研究的类型转换创造了条件。在多种历史合力的推动下，德国形成了发明和发现的浓厚氛围，强大的基础研究最终指导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制造”也从饱受诟病转而驰名世界。而此时威廉二世具有扩张性的“世界政策”的出炉，增强了集权力量对德国科学的影响，给德国科学走上歧路埋下了某种隐患。 

    爱因斯坦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走出的杰出科学家。方在庆指出，不论从爱因斯坦犹太人的身份，还是其早年就学于瑞士的学习经历，都表明他只是德国科学界的边缘人物。而恰恰是这样一个“边缘人”，完成了物理学革命。正是爱因斯坦成功地对物理学学科发展的几组矛盾问题进行了解释，从而有力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爱因斯坦也由此成为德国科学界的旗帜。而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上台和猖獗，大批犹太人科学家遭到驱逐和迫害，爱因斯坦的犹太人身份也遭致日益严重的敌视。面对当时德国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爱因斯坦始终坚持和平主义与超国家主义的政治理想，当然，这种和平主义不是无条件的、不反抗的。1933年3月，爱因斯坦愤然发表声明表示不回德国。方在庆强调，探讨爱因斯坦与德国科学的关系，并不是说德国科学的盛衰都是由爱因斯坦个人影响和促成的，只是意在说明爱因斯坦的出走在德国科学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它标志着德国科学界的集体失语，而精英群体的失语和出离最终造成了德国科学的衰落。 

    最后，方在庆就此主题提出了几点思考。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形与十九世纪末期德国的发展情形非常类似，因而德国文化中创造性和毁灭性的因素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从而为中国应对当前危机提供镜鉴。同时，当前的德国如何走出欧盟危机和难民潮带来的冲击也同样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智慧。 

    肖显静研究员对讲座作了评议。他强调，方在庆研究员对德国科学发展特点的梳理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既有趣，又辉煌，又荒诞的多重面相，这就更加需要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他就方在庆的讲座提出了三点思考。第一，近代科学实际是非自然的科学。伴随着自然的祛魅，近代科学形成了一套数理科学为基础的体系，而这也导致近代科学离自然越来越远，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严重。第二，近代科学是求利的科学。近代以来，科学成为生产力的直接来源，由此也刺激了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在消费主义文化下，资源的有限性和人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求利的科学已经给人来带来愈发严峻的文明危机和增长极限，因而急需将破坏自然的科学转向亲近自然的科学。第三，近代科学是求权的科学。近代科学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复杂的纠葛。没有权力的推动，科学难以获得发展，但是，没有民主自由的氛围，政治上的专制也可能导致科学的窒息。德国的教训启示我们，专制下出现的科学辉煌只是偶然和暂时的，而其导致的科学衰落却是必然的，因为科学中不存在普遍的真理，不可能，也不应该被运用到政治伦理中。最后，他提出，科学是否具有普遍主义的性质，民族科学在世界科学体系中应该处于何种地位？他还就讲座中提出的中德情形比较与方在庆进行了商榷。 

    方在庆感谢肖显静的评议，同时对有关问题作了回应。他指出，中国和十九世纪末的德国之间的相似性表现在，一是政治上强调权力的集中统一，二是在自然科学不可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随后，他就“德国制造”的发展历程、爱因斯坦与生态学的关系、爱因斯坦的政治信仰和人生信条等问题与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等与会师生进行了交流。 

    侯深副教授在主持讲座时指出，研究科学技术、科学思想是探讨近代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重要方面。而囿于专业所限，环境史研究者往往对科技史及其相关问题缺乏积累、缺少理解，因此，方在庆研究员的讲座无疑会对环境史研究起到指导和启发作用。她代表生态史研究中心对方在庆、肖显静两位专家的到来表示衷心感谢，并欢迎他们今后与生态史研究中心开展更多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