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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史学前沿”第四讲:《关于唐宋乡村史的几点思考》

发布者：发布时间：2021-04-20 22:04 阅读量：

3月2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四讲在公教一楼1503室举行。我校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应邀主讲，主题为“关于唐宋乡村史的几点思考”，历史学院60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包教授以顾炎武《日知录》中“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开篇，点明开展乡村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接着，包教授指出目前研究成果未惬人意，其原因可能在于“史家长期所秉持的“精英”主义的研究策略”（侯旭东语）。包教授总结到，“国家政治，如果说在中央层面纵向看要点在君相关系，横向看，关键无非选官与兵制两端，在乡村基层，纵向自然仍在于县乡关系，横向则无非收税与治安两端而已”，再一次强调乡村制度史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讲座的第二部分，包教授主要围绕“资料”这一主题来探讨。首先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存世资料不足带来的困局。第一例是关于秦汉时期的聚落问题。古代的聚落有自然聚落（聚）和行政村落（里）的区分，部分学者根据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邢义田称其为“箭道封域图”），认为秦汉时期是“里聚合一”的。但是在走马楼吴简的记载中，出现完整的里名47个，丘名443个，一个里对应9个丘（自然聚落），与西汉《驻军图》中“里聚合一”相比较，此时里与聚的分离显而易见。包教授认为，《驻军图》无法反映出聚落的实际情况，自秦汉至三国时期不存在根本的组织架构的变动，走马楼吴简呈现的是较为完整的情况。因此，提醒同学们研究中会存在史料匮乏的问题，从零散的材料做结构性的推断是危险的，应谨慎的运用材料还原历史事实。第二例是对韩明士在《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中使用材料的看法。包教授认为，其文中的被列作例证的关于南宋时期抚州精英组织地方武装、参加公共工程、修建寺庙、抵制交纳赋税等等说明精英“控制”地方社会的现象，与北宋时期存在严重的记载不对称，并且韩氏自己也称“在水利工程方面，（北宋）例证相当缺乏”。但这却并未妨碍他通过征引现存南宋的记载，来得出南宋时期国家权力在这些领域退缩、精英们进而控制这些领域的结论。包教授指出，北宋文献总量少于南宋，因此当发现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出现”了某种现象的时候，常常难以判断它属于“新”历史现象，还是前期早已存在的历史现象。这时候判断的准确与否，就有赖于史家的学识了。如果我们能充分意识到历史信息的零碎性与片面性，审慎考察，认真体会，对许多论题的认识或许能够更接近历史真实。

在总结了传世资料带来的困局后，包教授分享了自己进行唐宋乡村研究过程中的心得。他认为在处理资料的过程中，当遇到学术史与历史记忆的交叉点，即已有的研究成果与资料产生冲突时，往往是一个新议题的起点。有例说明：残本《永乐大典》引录南宋泸州《江阳谱》中提到，“今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就这则材料可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自北宋始，基层管理架构已由原来的乡里制变为乡管制，里已失去其效用。因此，既然乡里体系已经不是当时正在运行的组织系统，为何材料中士人应举的书状中依然用此套体系来表述？第二，秦汉以来，除乡里外，另有一套治安系统，此系统在秦汉有亭，在唐代为村正坊正，在宋则为耆。为何材料中却将税收职能归于负责治安的耆下？又有例：元代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中提到：“《乾道志》乡各书里，《景定》始遗之。今故老知者亦鲜。盖初以乡统里，宋末易里之名曰保，或曰管，曰都，由是相袭而失古矣。”此则材料也存疑，“管”是宋太祖时期便有的，保甲制是王安石变法时提出的，为何材料中将以上制度实行的时间都归结为宋末？再有例：从宋到元，存在着一个从乡里、乡管到乡都的制度演变过程，这是公认的史实。但是数十种存世宋元方志关于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描述，从南宋至元代，在“乡”之下，超过80%却仍记载着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里”，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么如果不将这些文献中的“乡里”视同管理单位，那么其实质为何？地方志的编者到底想记录的内容又是什么？针对以上材料及相关问题，包教授梳理了唐宋间乡里组织的演变来进行简单的回答。由唐入宋，乡制产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乡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乡管辖的人户规模和地域规模都超过了旧制，职能也相对单一，因此在地方政务的实际运作中，不再以乡为基本管理单位来落实赋役、治安等职能，而出现由乡之下的管耆及后来的都保等基层单位来催税执行的趋势。传统的乡里体系从基层管理组织不断蜕化，经过北宋前期的乡管制，到熙宁年间逐渐形成以乡为税率核算单位，以保甲为基层管理组织的乡都制。与此同时，“里”则基本蜕化成为了地名，即地域化与聚落化。及至南宋后期，乡都组织也开始了地域化过程，到宋末元初，才基本完成。这也就解决了材料一当中的问题。就后两个问题，包教授认为从唐末到宋末元初，乡村组织经历了数轮演变，从乡里制到乡管制到乡都制，最后是乡都制不断蜕变，走向地域化。地方志更多记载的是地名体系，所以看到更多的是乡里。而地方志文献所反映的宋元时期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复杂性是由制度演变的前后叠加造成的。最后，包教授强调，这些与学术史有交叉的部分，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议题，同学们平时读书不仅要做好学问的积累，更要做好这种议题的积累。同时，阅读历史文献，应该从“平面”走向“立体”。所谓走向“立体”，指我们应该有区别的对待传世文献所传递的信息，对传世文献记载的解读，不能停留于文字表面的资讯，而必须透过文字，探寻文字背后的资讯，具备会通的思维。

讲座的最后，包教授提倡旧题新作，旧有研究尽管比较往往成熟，但部分研究受到当时资料的限制，或许不够完整与全面。因此，如何解构陈说是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再者，包教授提醒同学们，在数据库非常发达的当下，对于检索出的结果不能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资料背后整体文章的理路。同时，要在充分认识史料的不全面性的前提下，鉴别并解读它，尽力从局部与个案中，拼凑出触及事实真相的历史全貌，以期收到窥一斑以见全豹之功效。

2020级专门史博士梁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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