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五讲在线上举行。著名环境史家、美国堪萨斯大学赫尔荣誉教授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先生应邀作了题为”Climate VS Human Fertility: Which Has Been More Important in Shaping Our past?” 的精彩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历史学院侯深副教授等50余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沃斯特教授从当下仍肆虐的新冠疫情切入，指出除医疗技术外，我们还应从历史中寻找理解谜题的钥匙。他强调自然和历史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要素，自然始终参与到历史的形成之中，人类不仅有学习和创造的特性，还像所有的有机体一样，对于食物和繁殖有着天然的渴望。那么人的繁育能力与自然是什么关系呢？

沃斯特教授以“袋鼠小子”和小拳击手的对决来类比影响人类历史的两大要素——气候（climate）和人类繁育（humanfertility）之间的复杂关系。他首先介绍了“对阵”双方的情况：“袋鼠小子”代表气候，即长时段的天气状况，包括但不限于风、雨、雪、日照等，最主要的元素是日照，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在分析气候要素的特性时，沃斯特先生引入了他分析自然界变化的三种类型，即来回往复的循环性（cyclical）变迁、单向的线性（linear）变化和“爆炸”的指数性（exponential）变迁。他认为气候变化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表现为线性，随着太阳能量的消耗，地球变冷是大势所趋；但从短期角度看，厄尔尼诺现象和小冰河期等展现了气候的循环性变化。

通过对国际学界研究成果尤其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约翰 L·布鲁克（John L. Brooke）教授关于气候变化与全球历史关系观点的介绍，沃斯特教授阐述了自己的新见。他基本同意布鲁克先生以1750年为界，前段影响人类历史最主要的因素是气候变化，后段则转为人类生育率的观点，但指出，即使在人口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地球也会遭受退化和生物多样性衰减的问题。换言之，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会带来局部性的变化，而局部性变化的积累则会带来全球性变化和自然世界的改变。

“对阵”的另一方小拳击手代表的是人类自身的繁殖力，这是有机物最核心的驱动力。人口繁育是家庭层面上的重要事项，但其也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社会、技术和政治变革的最强大的作用力。与线性的、循环性的气候的变化不同，人口变化通常表现为指数增长形式，如同在棋盘上以2的倍数放麦粒迟至第64格就会产生天文数字一样，世界人口也经历了指数型的增长历程。沃斯特教授介绍了人口增长的两派重要学说，其一为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及新马尔萨斯主义者（Neo-Malthusianism）的人口理论，他们认识到人口增速远超生活资源增速的现实，主张控制人口；其二是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Esther Boserup，1910-1999）的人口理论，更关注人口增长的积极效应，认为人口压力会逼出粮食增产和技术进步。沃斯特先生对博塞鲁普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指出她忽视了新发明的不确定性、忽视了经济成就的生态后果、忽视了人口锐减（如黑死病）造成社会变动的可能性，也忽视了在她有生之年，人类已开始运用技术手段控制生育的事实。

在沃斯特教授看来，与气候变化相比，人口增长因在长时期内呈指数性并且是累积性的，因而在世界文明形成中的驱动性更强。农业发明、国家崛起、战争爆发、工业化扩展、计算机普及等都因人口持续性、累积性的变化而显得更加重要。相伴相随的是，人口增长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也更加严重。

最后，沃斯特教授阐释了他基于环境史角度提出的对人类历史的解释模型：其中，人口增长带来压力，压力激发革新（包括农业、技术、城市、国家、军事、工业等）行为，革新则继续刺激人口增长，这是一个积极的反馈回路。但这个回路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气候会通过增加或缓解压力来发生作用。此外，微生物、有机物等，也会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总之，各类变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其他部分关系的改变，这值得人类持续的关注和思考。

侯深副教授对沃斯特先生的讲座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提炼，夏明方老师随后作了精彩的点评。同学们还就人类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历史上不同宗教信仰者对气候变化的看法等问题与沃斯特教授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

                                              （万学慧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