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下午2：00，受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讲座的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杰教授为大家带来一场“气质为何不恶：颜元的身体经验与思想建构”的学术报告。

王教授首先阐释了宋儒关于“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界说，指出朱熹用“不杂不离，二元一体”的观点将“理”与“气”联结起来，同时把“义理之性”视为善的来源，把“气质之性”中包含着的个体形质视为恶的渊薮，体现出对“气质”的贬抑。然而，在颜元这里，“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的气质虽各有差异，但都是善的，而恶是外来的，是“引、蔽、习、染”四字作祟的结果。

颜元为何会有这样的认识呢？王教授进而考察了颜元的学术转向历程，重点探究其身体行为对认知状态的影响，指出，颜元自二十多岁接触理学，先后成为陆王和程朱学派的信徒，但在34岁以后对宋儒的“气质之性”提出了批判。据《居恩祖妣丧读礼救过》一文，他的思想在祖母去世之时自己身世曝光期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时，颜元就居丧期间的穿着饮食、哭祭坐卧等礼仪，与早期儒家经典进行对照，分析了《朱子家礼》的规定与圣人原意的乖背之处。虽然他的不少指摘在《朱子家礼》中无有行迹，体现出对朱熹的“误解”，但却能反映出他对朱子的偏见由来已久。借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在《为什么？》一书中提出的“讲故事”“专业表述”理论，王教授指出，讲述居丧期间的痛苦遭遇和创作《存性编》，为颜元分别从情感和理智上反对朱熹提供了理据。而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颜元反复论说的“气质”概念，其实是“身体”一词的引申和映射，身体经验为颜元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施工蓝图”。

那么，颜元的身体观是怎样的呢？王老师从两方面展开了论述：其一，身体是成圣之聚，为人之“成圣”提供了基础和可能。通过“以身制心”，身体成了工夫措手的对象；心灵最终的德性，也要通过身体来表达，身体是德行展示的平台。其二，身体疾患与学术存在紧密联系。颜元强调，文弱书生的状态是理学造成的恶果。“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熹的理学只重视心与目口，而忽视身体气力。通过诉说疾痛故事，颜元从认知、感情和道德上批判了这种理学的弊端。他进一步指出，身体健康与否应为区分学术真伪的试金石。颜元还从自身从医的经历出发，以医理和治病分别作比书本知识和应用实践，力主实学，并认为身体也与修身相关，是攸关德性的选择。总之，对颜元来说，健康的身体是通向整个天地秩序的起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故此成为他阐发学术思想的经验资源，为其重新诠释经典提供了新的角度。不过，王教授强调，颜元对气质之身的强调，并不意味着鼓吹对身体的放纵，反有是对身体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相较于“欲望之身”，颜元认同的是“礼乐之身”。

通过考察颜元思想体系中“身体”的地位，王老师指出，不是每个思想者都能随心所欲地从抽象层面进入思想之流，故常需要借助“原型”。它将抽象的事物转化为相对具体的心象，使人更容易把握概念的要点，使其变成运思的对象和工具，并在下意识中，依据这一心象来审视和构思有关的概念与命题。从生活经历到理论命题之间，并不是直接的跃迁。在很多情况下，要经过一些转换器的作用，而“原型”就是其中之一。颜元的“身体”观念即是作为“原型”而起作用的。

最后，王东杰教授就师生们提出的“促使颜元实现理论层面升华的关键因素”“颜元思想在当时的反响”“颜元思想与现代性的关系”及“颜元对满汉关系的认识”等问题做出了细致解答。整场讲座意涵丰富，格局宏大，给听众以新的视角和思路，启发大家继续探索。

（王伟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