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8日晚，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系蔡亮副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邀请，在人文楼三层历史学院会议室做了题为“巫蛊之祸和第一个儒生帝国的兴起”的学术讲座。

     该讲座是历史学院主办的人大史学讲堂系列讲座的第四十八讲，由刘后滨教授主持，张忠炜副教授担任评议。历史学院马利清、丁超、张瑞龙等以及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北京高校的老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和本校文史哲国各院系的研究生总共六十余人参加。虽然冬日里天气寒冷，但是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学术气氛十分热烈。

     蔡亮副教授，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史哲实验班，2007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历史系副教授(终生教职)。蔡亮在《中国学术》、《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其英文著作Witchcraft and the Rise of the First Confucian Empire（《巫蛊之乱与儒家帝国的兴起》）将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于2014出版。此次讲座，蔡亮副教授就是以她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为基础，集中阐述了关于儒家帝国兴起的原因及其研究方法和取径。

     自司马迁、班固以来，中外史学界传统的叙事都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背景，以及建太学、置五经博士等措施，直接促成了儒生成功进入官僚系统。但是，蔡亮副教授在史料数据库日渐丰富和搜索手段极大发展的优势下，利用数据（表格）统计的新方法，对汉武帝至昭宣元帝时期传统史料中有关高层官员生平、家庭背景、思想倾向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具体统计分析，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观点。

    蔡亮副教授通过精炼的PPT，展示了武帝时期与昭宣元帝时期高层官员多方面的数据对比。例如宰相中的儒生人数对比，武帝时只有一位儒生而昭宣元时有五位；再如宰相出身背景的对比，武帝时绝大多数宰相出身于官宦之家，而昭宣元时期则绝大多数宰相来自非官宦的贫寒家庭。这些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武帝时期儒生在中央官僚集团中其实是没有实权的少数派。

    那么，武帝时期到昭宣元时期两个时段之间高层官僚组成中的断层与重塑是如何形成和解决的？这正是蔡亮副教授的讲座所要提出的核心观点  巫蛊之祸。她认为，儒生成功渗透进中央权力核心和五经传承的各个学派的兴起，都发生在巫蛊之祸以后。巫蛊案的血腥屠杀造成了官僚上层的权力真空并促使新统治阶层的诞生。儒生成功抓住了这场政治危机所提供的契机，占领并巩固了他们在权力中心的位置，并逐渐以他们的理想来塑造庞大的汉帝国。而且昭宣元时期，儒生群体之间的自我认同感日渐加强，入仕尤其是进入高层官僚阶层的儒生们不遗余力的相互推举，促使越来越多的儒生进入到中央官僚系统。这个时期极为常见的儒生群体师徒之间、同门之间的密切关系，便是极好的证明。

     报告结束后，师生们积极参与到互动问答交流的环节中。蔡亮副教授对大家的提问一一做了简短回答，现场弥漫着热烈而浓厚的学术讨论氛围。张忠炜、马利清、张瑞龙分别从历史学和考古学角度就讲座内容进行了简短的评议和质疑。张忠伟副教授对蔡亮研究中统计所用的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全面性和科学性提出了疑问。他认为，仅仅以单一数据统计结果来否定史料记录中的倾向及其历经千年为时人和历代史学家所认同的传统叙述，目前看来还无法令人信服。马利清副教授则从考古学年代划分的角度支持了张忠炜的观点，认为汉武帝时期物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巨大转变，可能是与其时政治体制、官僚阶层主体力量的变化相对应，而巫蛊之祸的作用可能没有那么巨大和直接。

     刘后滨教授对讲座和学术讨论进行了简短总结。他肯定了蔡亮副教授尝试通过数据统计的新方法，从传统史料中找寻除了故事情节之外的数据及其所隐含的内容，并力图以此还原史料中真实内涵的学术努力及成果。这种方法及由此而得出的对传统叙事极具冲击性的新观点，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而中国史学传统叙事与蔡亮副教授所提观点之间的冲突，某种程度上正体现出东西方学者在进行中国史研究时采用的不同研究方法和学术倾向。新方法带来新视角，新材料带来新证据，两者都是历史研究获得重大进展不可缺少的要素。新方法和新材料的有机结合，一定会像新观点和传统叙述之间的学术冲突那样，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不断推进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刘教授表示，期待蔡亮副教授的英文著作《巫蛊之乱与儒家帝国的兴起》一书尽快出版，在更详尽的了解她的研究成果之后，我们一定能进行更好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