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2020年系列讲座第三讲在线上举行。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应邀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讲座由黄兴涛教授主持，夏明方、皮庆生老师及数十位学生参与。

主讲人陈恒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教授，《新史学》《世界历史评论》等杂志主编，其研究领域主要为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西方城市史等，编著译《外国史学史》《历史是什么？》《多面的历史》等。在本次报告中，陈恒教授主要围绕知识史这一新兴的史学研究领域作了全面讨论。

讲座伊始，陈老师首先对“知识”“知识史”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他正视“知识”概念的复杂内涵，但认为在整体上仍可将其概括为“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而知识史则是“以人为中心研究各类知识形成、发展与嬗变的一门学科”，它不仅叙述各门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研究知识的感觉价值、功能价值、精神价值以及绝对价值，注重从知识与社会的双向角度来揭示知识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接着，陈教授论述了知识的研究史及知识史的学科简史。他指出，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已围绕“知识”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近30年来，史学家也开始介入知识研究领域，其中彼得·伯克的《社会知识史》等著作是知识史研究的奠基性成果。陈教授强调，这一新兴的史学领域有其深厚的学科渊源与时代背景：一方面，科学史与书籍史解决了学科发展史研究的问题，彰显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信息爆炸”，人们对知识与信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社会现实启发学者将目光投向知识史。此外，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研究条件也为这一学科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性，飞速发展的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进程改变了知识产品的呈现方式与书写手段，促进了知识研究的宏观化和民主化，预示着书写全球知识史的可能。而不可忽视的是，正是人类内心永远存在着的对知识理想国的追求，构成了知识史书写的内在动力。

在此基础上，陈教授概括了知识史的特征及知识史的研究现状。他认为，当前的知识史研究涵盖知识学科史与知识制度史，呈现出流动性、复杂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其研究聚焦的重点在知识与政治的关系。为了突破过去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局限性，知识史书写必须要使用比较的方法，以审视世界各地对某一知识的贡献程度。而知识史研究的理想结果则在于不断提出新概念，重新组织知识，以不断呈现出创造性的知识新形态。就研究现状而言，国外有不少专门学术机构进行知识研究，领风气之先，《知识史杂志》将于今年开始创办，以彼得·伯克、劳埃德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史研究队伍也逐渐形成，这都标志着知识史正式进入了“合法化”行列。

陈教授在分析了知识史与其临近学科的关系及经典作家的知识史观后，还对西方知识中心的变迁历程作了梳理。他认为，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在扩张过程中，发现了空间、自然、文明和时间，正是这“四大发现”促成了其在近代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在18-20世纪，西方学术中心经历了五个阶段的转移，相继为法国、德国、法英德多中心、美苏争霸，最终形成了当下美国一枝独秀的格局。

最后，陈老师对知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前景作了分析和展望。指出知识史研究可以总结人类历史上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经验，对改变目前阶段某些粗放型、低效率、初级阶段的知识生产模式，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新三步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能够为推动中国成为有影响力的令人向往的知识生产中心提供更深层次的思考。就知识史本身的发展而言，启蒙运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发展始终存在张力，如知识的国际化与民族化、世俗化与反世俗化、职业化与业余化、民主化与精英化、西方化与去西方化等等，这都是促进知识生产的动力。目前阶段的研究，则应进一步协调和处理好知识的碎片化与宏大叙事、知识的全球化与文化霸权、知识的麦当劳化与民众参与的复杂关系，并且应关注大数据对知识生产的影响，理解人类世与后人类等新概念的创新意义，继续深入挖掘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各种可能性。

陈老师的报告旁征博引、内涵充实，既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海量的信息，又给人以思想的启发。在评议讨论环节，黄兴涛教授结合自身研究就知识史的跨界特质、学科间知识体系的碰撞意义、知识史研究的价值及其历史学者的担当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听讲体会。最后，同学们就学科发展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知识与伦理的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等问题向陈恒教授提问请教，师生间从多个角度进行了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朱恩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