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不止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历史上。据罗伊·波特教授研究，史上可考的最早的鼠疫发生在罗马帝国。公元540年查士丁尼大疫在埃及爆发，两年后，它侵入君士坦丁堡，将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口消灭了1/4。到1300年，鼠疫开始蹂躏亚洲，然后侵入中东、北非、欧洲。1346-1350年之间，鼠疫（黑死病）大约夺走了欧洲2000万人的性命，大约是当时人口的1/4。此后几百年鼠疫在欧洲肆虐，到17世纪后半期戛然而止。鼠疫对欧洲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学者们至今仍旧在为其缘起及消失原因争论不已。

鼠疫的肆虐

 
鼠疫俗称为黑死病。卜伽丘在《十日谈》里记下的鼠疫的症状：“疫病初起时，无论男女腹股沟或腋下先有肿痛， 肿块大小像苹果或者鸡蛋，也有再小或再大一些的。一般人把这些肿块叫做脓肿。不久之后，致命的脓肿在全身各个部位都可能出现，接着症状转为手臂、大腿、或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一片片黑色或紫色斑点，有的大而分散，有的小而密集。这些斑点和原发性的脓肿一样，是必死无疑的征兆。”这种疫病发病快，患病者往往高烧，并且很快死亡。

 鼠疫是近代早期欧洲最主要的杀手。病菌主要由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在那个年代，就个人而言，卫生条件极差，人们身上经常满是跳蚤和虱子；就居住环境而言，城镇里居住密度高，城内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更糟的是，时人对这种疫病的传染性几乎一无所知，对尸体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收尸人们没有任何防护，这些因素都加速了鼠疫的蔓延。

 鼠疫主要由船舱里藏有的老鼠带进欧洲的港口城市。地域上，通常首先在重要的港口城市爆发，其后影响到内陆城镇。时间上，主要是夏季爆发，秋冬季节消失。在鼠疫高峰期死亡率高达85%，导致欧洲人口大量死亡。以近代早期英国为例：1563年，伦敦死亡人口23000人（占人口的1/4）；1593年25000人；1603、1625年30000人；1665年68000人。这一点可以从时人的日记得到印证。1665年8月31日，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英国托利党政治家，历任海军部首席秘书、下议院议员和皇家学会主席，但他最为后人熟知的身份是日记作家。他在1660-1669年留下10年的日记，后来由于眼疾被迫停止）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月结束了，这场瘟疫给公众带来极度悲伤，几乎波及到整个王国，悲伤的消息每天传来。伦敦城本周去世7496人；其中有6102人死于瘟疫。但令人担心的是，本周死亡的真实人数接近10000人  部分是穷人，他们没有被统计到。”

 我们还可以更具体考察瘟疫对一个小村落的打击。英格兰德比郡的小村亚姆（Eyam）有一个别号，叫“瘟疫之村”。但这个称呼并非耻辱，而是一种荣耀。1665年9月初，村里的裁缝亚历山大·哈德菲尔（Alexander Hadfield）收到了一包从伦敦寄来的布料，4天后他死了。月底又有5人死亡，人们这才发现原来衣料中有携带鼠疫病菌的跳蚤。但为了不影响其他地区，村民们自发进行了隔离，在教区牧师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的指引下，他们决定将自己隔离起来，用石头垒起一圈围墙，不让外人进入，并发誓他们绝不会越过围墙……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没有表现出任何染病迹象的人。对于村民们在得知自己被隔离的消息后究竟作何反应，如今仍有争议。尽管有些村民试图离开，但似乎伊姆村的大多数乡亲们依然坚忍地接受了眼前的困境，对上帝起誓要留下来。附近地区的瘟疫渐渐得到了控制，但亚姆村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在瘟疫肆虐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全村350多人有260多人死于瘟疫。今天我们参观这个小镇，仍旧可以看到当时的围墙，以及城墙上村民接收外人送进食物的缺口。

民众及政府对鼠疫的反应

 
在中世纪，人们用宗教解释一切。时人认为瘟疫的爆发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即所谓的“天谴论”。成千上万的信徒涌进教堂祷告，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他们或者把家财全部奉献给教会，或者通过折磨自己的肉体来纯洁灵魂，后者便是风行一时的“鞭打苦行”。人们背负着十字架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每到一处，便脱去上衣，用镶着铁钉的皮鞭抽打自己的身体，直到鲜血淋漓。他们穿过欧洲的大街小巷，口里念叨：“我有罪，我有罪”。

 还有人把犹太人当作替罪羊，在鼠疫期间，除了 “天谴论”，还有“阴谋论”的说法。“阴谋论”认为是犹太教徒在井水中投毒引发瘟疫，由之犹太教徒在日内瓦等城市成为被迫害及虐杀的对象。直到教皇克里门六世（Clement VI, 1342-1352年任教皇）指出犹太人与其他人一样遭受瘟疫的侵袭，因此，犹太人不应对瘟疫负责。但这也未能阻止犹太人被屠杀，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时至近代早期，人们虽然不再相信阴谋论，但仍旧不理解鼠疫爆发的原因，为了对抗疫病，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从祈求上帝，到吃精细的肉食、饮用佳酿、带各种驱邪的符咒、用硫磺熏房子等。医生们企图治愈或缓解令人恐惧的疫情，他们用尽各种药物（有的草药有20多种成分），也尝试各种已知的治疗手段：通便、催吐、放血、烧灼淋巴肿块，但都没有效果。

 政府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取悦上帝；封锁受污染的房子、在上面划十字；禁止公共集会  大学停课、剧院关门、集市暂停、法庭延期，市政府不准人们离家远行，禁止人们出入城。检疫、隔离手段首先在意大利港口城市被采用，后来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纷纷效法，到17世纪隔离手段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善的地步，这些方法有效地制止了瘟疫的蔓延。政府后来的一些措施，如把染病者送到城外的隔离病院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隔离：紧闭城门，禁止外来人进入鼠疫流行的城镇；烧毁受污染的物品；烧毁死人用过的被褥和衣服。用这些办法英国的约克城逃过了1631年的鼠疫；埃克赛特避免了1665年的鼠疫。

 但政府对传染源毫不知情，认为猫是幽灵和邪恶的化身，鼓动人们捕杀猫，大街上满是猫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做瘟疫的传播者。这种捕杀导致猫几乎濒临灭绝。没有了天敌的老鼠肆意繁殖，更加剧了鼠疫的流行。1665年伦敦有20000只猫被杀。

鼠疫的影响

 
鼠疫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历史。

 首先，鼠疫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鼠疫毫无偏倚地把死亡带到每个人面前，全家死光的贵族留下大量荒芜的土地，相比而言，社会底层死亡人数更多。人口下降使得劳动力减少，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可以靠积累的收入购买闲置的土地，一些人上升为自耕农。因此，鼠疫的流行推动了欧洲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转型。

 其次，鼠疫打击了教会的威望。面对毁灭性的瘟疫，人们会对教会寄予厚望。对于来势汹汹的鼠疫，人们期望教会能缓解疫情，或至少给出解释。教士只能说瘟疫是上帝对人类罪衍的惩罚，但给不出缓解疫情的办法，人们对教会的信心受到打击。由于教士要照看病人，并为他们举行临终圣事（虽有一些教士背弃神职，逃亡他方，但也有奋不顾身，尽忠职守的教士），因此在一些地方，教士的死亡率更高，而且染病者常常是那些品格高尚的教士。同时，鼠疫也为教会带来了大笔的财富，死去的人们所遗留的财产因无人继承而为教会接收。

 再次，鼠疫改变了人们的某些生活方式。由于鼠疫的侵袭人们懂得了许多卫生习惯，例如洗澡、消毒。欧洲各国开始关注城市卫生，排污系统也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为伦敦那宽敞有如隧道的下水道感叹。除此以外，火葬开始成为最重要的丧葬方式；原本位于房间中央的壁炉被移到了墙边；房间也变得更加坚固，开始采用灰泥或者石头来代替木板  这样可以减少老鼠生存的空间。

 最后，鼠疫对欧洲的艺术也有影响。近代早期欧洲艺术中到处都有瘟疫的影子，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社会集体的绝望和沮丧。中世纪早期的绘画多是以宗教救赎为主题，描绘人们虔诚的奉献以及人类取得的成就。从近代开始，艺术家开始描绘死亡和毁灭的场面。宗教主题也变得阴暗，关注地狱的折磨和罪孽的代价，最著名的是“死亡之舞”。1523年至1526年，德国艺术家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绘制了一系列关于死亡主题的画作，在一系列充满动感的场景中，死亡侵入了社会各阶层的34个人的日常生活  从教皇、医生到农夫。

鼠疫起源与消失原因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鼠疫的研究，对于鼠疫的起源有诸多说法。除了传统的认为老鼠身上的跳蚤引发瘟疫的说法，英国科学家最新研究结果表明，17世纪的鼠疫很可能是因为一颗小彗星在进入地球大气层后发生爆炸，造成灰尘遮天蔽日引发全球的“核冬天”，并间接造成农作物绝收、饥荒和瘟疫大流行的恶果。而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通过研究鼠疫的传播方式，可以得出结论，它并不是淋巴腺鼠疫，而是由一种类似埃博拉的病毒引起的，并且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染的。这种病毒的感染者有可能在24小时内死亡，其死亡率高达50%-90%。虽然关于鼠疫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邓肯教授和斯科特博士提出一种说法引起了众多科学家的认同，他们认为鼠疫现在可能只是暂时蛰伏，有可能再次爆发。

 那么，当时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为何瘟疫突然消失了呢？人们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第一种说法认为是欧洲人对鼠疫产生了免疫力，从此不再受感染。这种论点简单地说就是那些先天免疫力差的人被感染、死去，而另一些抵抗力强的人存活下来，将抵抗力遗传给他们的子孙。一段时期后，人口的构成被这一自然选择过程缓慢地改变了，最终只留下具有抗体的人群，他们要么不会感染瘟疫，要么染病后也能痊愈。

 第二种说法认为居住条件的改善、城镇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的改善减少了携带病菌的老鼠和鼠蚤的数量。人们认为伦敦是最好的例子，伦敦在1666年大火后重建时，新建筑多用砖石，不再用木板，因此老鼠打洞的适宜空间减少了。

 第三种说法认为在英格兰和西欧的老鼠物种的变化使得鼠疫消失。所谓的“疫鼠”是黑家鼠，这种黑家鼠居住在房子里，以啃食谷物为生。当黑家鼠得病死亡，人类便成为鼠蚤最近便的宿主，鼠蚤跳到人身上，使人染病。然而，17世纪晚期，黑家鼠被“下水道老鼠”  褐家鼠所取代。这种褐家鼠并不居住在人类的房屋里，而是居住在下水道或者其他远离人类的地方。褐家鼠在瘟疫发生时受感染死亡，它们身上的鼠蚤没有转移到人类身上，因此在老鼠中间流行的鼠疫也就不会转变成为累及人类的传染病。

结语

 
笔者认为目前学者们提出的几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的缺陷显而易见。如果人们获得抵抗力，感染鼠疫后痊愈的比例将不断增加，鼠疫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免疫力而逐渐绝迹。但如我们所知，鼠疫不是逐渐消失，而是在17世纪60年代伦敦的一场大火后消失（其他欧洲地区的情况也类似）。第二种说法也有问题，现有文献不能证明欧洲卫生设施或清洁习惯有改进。跳蚤和虱子依旧随处可见，前文提到的佩皮斯，他的妻子为他理发时，找到了“大约20个虱子，有大有小”。时人并不知晓瘟疫、跳蚤和老鼠之间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人采取任何措施消灭城中到处乱窜的老鼠。第三种说法没有解释为何褐家鼠取代黑家鼠，即使这种说法成立，褐家鼠进入欧洲后并没有彻底取代黑家鼠的存在，虽然数量较少，但作为病菌潜在携带者的黑家鼠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这两种鼠类依然存在于欧洲各个城市中，褐家鼠占据着地下室和地板隔层，黑家鼠则生活在天花板或者阁楼中，它们在同一建筑里和谐共生。

笔者认为瘟疫的消失，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隔离发挥了作用。当时的政府和民众虽然不知道瘟疫是由老鼠和跳蚤携带的病菌造成的，但他们却已经认识到这种疫病是可接触传染的，因为建立了隔离机制，这样有效地避免那些来自闹鼠灾地区的船只进入码头，把疫病传播到岸上。例如，威尼斯，1403年于一个离城市两里的小岛上建立了一个检疫所。1485年，这个检疫所得到了威尼斯卫生管理机构授予的更大的权力去执行检疫。1504年，检疫所的官员被授予权力，可处死那些触犯防疫法的人。1538年，威尼斯将检疫隔离机制和一系列卫生条例制定成法律，并且一直发挥着效力，直到19世纪。在那个年代，甚至是今天，一旦瘟疫爆发，除了隔离，没有其他有效的措施可以制止瘟疫的蔓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