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如期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作题为“史学综合化趋势下的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报告。

     本场讲座，刘后滨老师首先总结并反思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成果与不足，随后以唐代制度史研究为例，针对当前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以下为讲座实录，有删减。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一些核心议题的提出，往往依托相应的重大理论预设。这些理论提出者和最初的研究者通常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在他们的学术影响力辐射下，话题一经提出，普遍会受到较长时间的关注和追踪，相关研究渐趋深入细化。然而，随着理论环境的转移，这些研究日益脱离议题提出之际的理论语境开始流于具体化、形式化，缺乏方向性，最终陷入同质性的重复。

     面对这些现象，尤其是碎片化的问题，刘老师呼吁当下学者应有宏观的关照，注重历史阐释和整体性叙述；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起步于碎片，而不止步于碎片”，要直面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接着，刘老师解释了历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与基本问题，强调治史要重视长时段的研究和历史关节问题，主张“细化专题研究”与“宏观大问题”并重，倡导学术研究要通向断代史的新综合。

     刘老师提出断代史新综合趋势下走向整体史的两种路径，即整合性研究与议题更新。需要注意的是：议题更新不只是知识的更新，也不是议题的翻新。如何整合一些零碎的知识来实现议题的更新？这需要系统地梳理把握学术史，切实地体味核心议题提出的理论语境，有效地吸取大量个案研究的成果。当下，整合性研究和议题更新的趋势明显，真正实现上述目标仍需仰赖学界的辛勤耕耘。制度史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和研究成果的深厚积淀，让其成为推动研究议题更新的重要领域。此外，由于制度本身的结构性，对制度史的研究不仅仅可作为一个专题，亦可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用以分析国家与社会各个层面的运行模式和历史变化。

     拓宽学术道路亟需研究议题的创新。然而，创新意味着冲击过去壁垒分明的专门史研究，这又带来了专门史边界的模糊。以隋唐史为例，藉由数代学者的积累，如何去更新议题是当今学界需要面对的问题。21世纪以来，隋唐史中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迎来质的突破，议题逐渐更新。为何制度史研究率先突破？主要是因为制度史自身具有“非专门史”之特性；大陆学界进行自我反思，并回应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外研究和港台地区的相关成果等因素，促成了制度史的研究更新。

     基于新史学以来早期学者的积淀，制度史的研究以结构性思路为启发，吸收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以剖析社会整体结构为指归，将制度史的考察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史视野下。由此，制度史研究完成了对传统官制研究的扬弃，成为现代史学的重要支柱。

     最后，刘老师对唐代制度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其一，隋唐制度史研究中不存在理论饥渴。由于隋唐制度史研究在陈寅恪、唐长孺、汪篯等前辈学者的开拓下起点很高，唐史研究的议题变化和范式转移，没有如传统议题深化那般明显。相反，一些涉及长时段的问题和较为宏观的历史进程得以深度考察书写，历史叙事也更加充实。其二，制度史研究是走向新综合的重要途经。因其丰富完备的史料遗存，辅以制度研究具备的框架性特点，制度史研究具有贯通历史解释、统摄中国史研究的作用。此外，当前制度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型仍需面对这三个问题:第一，妥善平衡好史料范围扩展与与史料解读的针对性；第二，直面概念系统的重建；第三，重视对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借鉴。

     刘老师提示我们，在具体研究之际，须铭记提出问题的“初心”，避免研究逐渐脱离设想。历史学要求通过重新叙述历史来达成新的解释。如此，制度史研究能涌现出什么意义上的新阐释，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再者，把已经积累下来且更新多次的具体知识整合为对整体历史解释有贡献的概念和方法，是当下制度史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主讲人简介：刘后滨，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隋唐五代史。代表作有《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唐代选官政务研究》等，主编《资治通鉴二十讲》《唐宋历史评论》等。

文/邢荣
图/邢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