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1日下午4点至6点，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人大史学讲堂”系列讲座之四十三讲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隆重举行。本次讲座特邀著名隋唐史专家、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缉葛承雍教授做了题为“胡人的眼睛：唐诗与唐俑互证的艺术史”的学术讲座。

    讲座由人大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教授主持，历史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刘后滨教授担任评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正建、吴丽娱、牛来颖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王援朝教授，《光明日报》光明论坛主编计亚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乌云毕力格教授和历史学院考古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多位老师参加了此次讲座。此外，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兄弟院校及校内各学院的师生数十人到场听讲。会场爆满，气氛十分热烈。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孙家洲院长首先代表历史学院向葛承雍教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且聘请葛承雍教授为人大历史学院的兼职教授，希望葛教授能够在考古学研究、隋唐史研究等多个领域深化与历史学院的合作。

     葛承雍教授在讲座中首先介绍了自己的选题取向，即希望能够以出土文物为视角，以历史文献为支撑，以文学诗词为两翼，拓宽历史学的研究空间，并将“诗史互证”、“以图证史”等当今学术界的前沿方法纯熟地融合在一起。而之所以选择“胡人的眼睛”为研究的切入点，则是因为眼睛不仅是心灵的窗户，更暗藏着民族的“密语”，是民族人种的文化符号，为众多胡人形象中名副其实的“点睛之笔”。

    葛教授的演讲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汉人对胡人眼睛的观察。在这一部分，葛教授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家对美人眼睛的描写入手，提出中原汉人一直对眼睛十分关注，传统的儒家观念认为人的眼睛一定要慈眉善目、有方正之像才是美的，而唐人对于眼睛的关注甚至已经渗入到了官员的铨选之中。从历史上看，中原人对于胡人眼睛的关注起源甚早，至迟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相关的文献记载，如《史记·大宛列传》就曾载胡人“皆深眼，多须髯”。在汉以后，历代中原人对于胡人眼睛的认识日益深入，但总的来说汉人是将胡人“眼鼻深险”的外貌特征直接与其身份认同相关联，视胡人为无文化之野蛮人群。第二，唐人诗歌对胡人眼睛的观照。葛教授首先列举了李贺、岑参、李白、白居易、张说等多位唐代诗人描述胡人的诗句，“绿眼”、“碧眼”或“沈目”这些密集出现的词汇生动地描摹出汉人眼中对胡人最为突出的印象  眼睛。而李白《壁画苍鹰赞》和杜甫《画鹰》、《王兵马使二角鹰》等作品更是抓住了胡人眼睛透露出的忧郁气质，将胡人的眼睛喻为“鹰眼”，塑造了独特鲜明的“愁胡”形象。唐诗中对于胡人眼睛的描述，体现出即使在开放的有着国际化视野的唐人观念中，依然强调文化的正统性，对胡人眼睛的描写实际上很少有审美上的正面欣赏的意味，强调的是其诡谲怪异、与儒家文化审美取向的冲突。这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种歧视的产物，胡人的际遇真可谓是“祸从眼出”。第三，胡俑雕塑中刻画的眼神艺术。葛教授指出，从北朝到唐代，社会上不时出现对胡人进行妖魔化或蓄意矮化的情况，“深眼高鼻”、“鹰眼猫嘴”的怪陋胡人形象在各种图像中频繁出没。他用大量的出土胡俑图片资料来证实这一观点。并将这些胡俑的眼睛形象地归纳为“低眉垂眼”、“有眼无珠”、“眼笑眉飞”、“愁眉锁眼”、“鼓眼努睛”等十种情况，均非汉人审美观念中的正面刻画。这些实物资料与诗歌描绘的背后皆透露出时人对于胡人的贬抑态度，而“安史之乱”后，“仇胡”现象变现得尤为突出。第四，胡人眼睛写实、写照与写意余论。在这一部分中葛教授指出，胡人眼睛形象的广泛流传可能影响了后来对男人评价由眉清目秀到浓眉大眼的转变。唐朝虽然种族多样、文化多元，但毕竟以汉文化为主体，官方并不承认胡人的文化价值，这点在诗歌、笔记、雕塑、壁画中无一例外地得到具体生动的反映。葛教授在讲座的结尾更以出土文物中对胡人女性、汉人女性及日本女性形象刻画的比较，揭示了当时社会正统审美观念主导下的艺术创作对美与丑、好与恶的不同表现。

     葛承雍教授的讲座内容新颖、见解独到，引发了在场所有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大量精美清晰、难得一见的胡俑图片，增加了讲座的生动性和观赏性。这也是葛先生多年悉心收集整理的心血之作。刘后滨教授在评议中对葛教授身居领导岗位而依然钟情学术、笔根不辍的精神表示钦敬。指出唐诗与唐俑的互证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角度，“诗史互证”、“以图证史”也一定会创造出新的研究空间。葛教授的讲座从“眼睛”入手，解释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密语”，并进一步引发到了对大时代的关注，其间环环相扣，给人很大启发。同时对唐代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胡”、“汉”的区别，从文学角度能否确定汉人对胡人的观察，胡俑的创作主体又究竟是否是汉人，以及图像资料、文献资料与文学材料如何才能找到好的结合点，这样的结合又能解决什么层次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需要谨慎对待的想法。王援朝教授接此话题，谈到唐代的“汉”人与汉代的“汉”人应该不同，实际是融合了北方、东北方少数民族之后形成的“新汉人”，而唐代的胡人也主要指的是西域胡，因此唐代的“胡”、“汉”之别实际是“新汉人”与西域胡的不同。认为胡俑虽然区分其具体民族、人种比较困难，但从发型、服饰、长相、头发颜色等多方面的不同还是可以做出一定尝试的。黄正建研究员则提出应从阶层性、时代性、地域性等多个方面细致解读胡俑的形象。李鸿宾教授从方法论等多个角度对葛教授的观点予以支持和补充，提出我们运用的很多历史材料在人类学看来只是一个个的“文本”，只能体现出“文本”创作者的主观概念，因此历史学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要有自我反省精神，避免以自我为中心。最后，葛承雍教授对各位先生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回应，认为不管我们应用的是几重证据法，都一定要有坚实的史料支撑，要注重提高自己的文献功夫，多读书并避免一味追赶时髦。

    本次讲座学术气氛极为浓厚，所有的参与者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现场讨论十分热烈，原定于六点结束的讲座也一直推迟到了六点半才宣告结束，而现场的老师同学还颇有意犹未尽之感。

（历史学院供稿）